一、王府井书店的发现

　　如果不是我亲眼看到的话，我可能永远不会相信，我的CRM文稿被人“剽窃”了。我会永久的记住那个令我感到悲伤的日子。

去年寒冬的北京，一个周末的下午，我带着正在北京读德语的女儿逛王府井的书店。除了北大南门资源楼地下室的风入松书店外，王府井书店是我在北京最爱逛的。尤其是书店一楼北面的那些管理类的书架，更是我驻足流连的地方。像往常一样，我仍旧来到熟悉的书架之前，想从中发掘一些“干货”。跟在身旁的女儿突然凑在我的耳边低语了几句：“爸，你的书。”我顺着她指的方向看去，没错，果然是它，几本蓝色过塑封面的《客户关系管理的中国之路》悄悄然的竖立在书架上。关于这本书的写作过程，我在后记中这样写道：

“今年（2001年）4月，我应汉普咨询（中国）公司的邀请在上海“CRM与呼叫中心”高级培训班讲授CRM课程时有学员问我，您从什么时候开始研究CRM?我回答说，1998年。虽然当时在国内并没有提出CRM的概念，我们的研究课题也不叫CRM，而是叫“客户满意100分”，但是它深层次的内涵就是CRM，它强调以客户为中心，强调客户满意度，强调客户关怀。也正是有了对“客户满意100分”研究积累的资源及成果，去年才能比较快地进入对“CRM”研究的角色，进而才有了一些成果，才有了放在面前的《CRM的中国之路》这本书。

这本书没有选择教科书的写作方式，是因为CRM是于1999年才开始引入国内的，无论是从技术角度的研究，还是从理论角度的探索，可以说都是在刚刚起步。我曾经收到过很多读者发来的电子邮件，希望我写一本关于CRM的教科书。诚然，编写教科书对处于市场培育阶段的CRM产业来讲十分重要，然而由于国内对CRM的研究与探索还远远不够，就是能够出一本教科书似的东西，充其量而言也不过是连抄带编，这种东西对于读者，对于CRM市场究竟有多大的价值呢？真是说不清楚。CRM是从实践中产生出来的，它是管理学、市场营销学与IT技术相结合的产物，涉及到的面是相当广泛的。我以为，在CRM市场发展的初级阶段能够为读者提供一个关于CRM厂商、产品、理念、方法、咨询以及案例在内的全景式描述的书更为重要。鉴于此，我几乎采访了所有已经进入中国市场的CRM主流厂商以及全球著名的咨询公司；参加了至今为止所有大型的与CRM有关的会议；聆听了各类专家的精彩演讲；与CRM业界的专家及同仁们进行过非常多的交流；奔波于北京、上海、广州以及深圳等地，从2000年10月到今年6月，耗时将近8个月。能够完成这项工作主要还是得益于CRM业界厂商、咨询公司以及媒体朋友的鼎立相助。”

如果我不是记者，如果我不是IT媒体的记者，完成这样一本书是几乎不可能的。之所以说不可能，首先是投入上的不可能。结稿之前我仔细算了一下，仅仅是采访所花费的差旅费一项，都在10万元之上。其次是资源上的不可能，很多次的采访都是我当时所在媒体的助手或者同事帮我安排的，其中有很多采访对象又都是在国外工作。还有就是距离上的不可能。姚敬德先生在其“旁观与发现”这篇短文中指出：“同样是写，作者、记者和学者是有区别的：记者与所关注的对象基本上保持同步，而学者则有较大的距离。对记者写的东西，我一直保持着强烈的兴趣。它们往往更直接、更质朴、更明确地反映着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我赞成这样的说法：记者是历史的记录者，是时代的镜子。”（《南方周末》2002年3月28日）。由于书中的内容能够与当前CRM的热潮同步，引起了许多读者的浓厚的阅读和购买兴趣，我不时地接到热心读者的邮件和电话，《客户关系管理的中国之路》这本书出版不到4个月就已经第二次印刷了。

看到自己写的书陈列在王府井书店的书架上，心中还是一阵阵惬意。然而，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种惬意在心头仅仅是停留了几分钟。因为在我的那本书的不远处，不是竖着几本，而是躺着数十本的大部头，他们被整齐有序地码成一定的形状，和我的那本三三两两排在一起的书相比，这个大部头显然就是一个军团。我的眼球不由分说的被这个军团所吸引，当我将眼球的焦距稍稍作了一些调整，发现这个大部头俨然是一本关于CRM的巨著。书名为《客户关系管理与数据挖掘》，作者是朱爱群。此刻我不由地感到汗颜，刚才的那份洋洋自得顿时跑到了爪哇国。经常以CRM专栏作家自居的我，竟然没有听说过这样一位叫做朱爱群的大专家。我有点不死心，给大脑又发了个命令，脑中的硬盘开始一遍一遍地寻找，仍然没有结果。我在心里给自己一个台阶下，这个人说不定不是大陆的，有可能是香港或者是台湾人，还有可能是新加坡的人。没错，这样一想，心情确实感到不一样了。

调整了心情之后，我走上前去，小心翼翼且郑重的将这本有着400多页码的大部头捧在手上，并且屏住了呼吸，慢慢地端详着书的封面。上面写着这样几个字“21世纪高等院校电子商务试用教材” 主编 兰宜生 张耀辉。兰宜生这个名字有点眼熟，我有个大学本科的同学也叫这个名字，没有什么来往，也就谈不上交情，不过记忆中几年前曾经在深圳见过一次，他还给过我一张名片，上面好像是有汕头大学商学院的字样，我不知道弄到哪里去了。

这本书的序言署名“乌家培”，序言这样写道：“兰宜生、张耀辉两位博士主编的12本电子商务系列教材，既系统又全面，适时地满足了高校电子商务本科专业开设主干课程的需要。”又称：“每本教材反映了国内外对电子商务最新研究的主要成果和作者对电子商务的研究体会，原理与实务并重，尽量体现技术、信息、商务、管理、经济的相互融合过程，图、文并茂，表、数兼有，附设思考题和练习题。”

这套“宏伟巨著”丛书共计有12本，《客户关系管理与数据挖掘》仅是这12金钗之一。作者朱爱群也是汕头大学商学院的教师，在管理学院工作，并不是我所想象的台湾学者或者是香港专家。其余的11本书为：

《电子金融概论》作者马敏 ；

《电子商务案例》 作者林丹明 ；

《电子商务技术》 作者欧阳峰 陈朝荣 ；

《电子商务企业创业教程》 作者张耀辉 李跃

（笔者注：张耀辉是这套从书的主编，现任汕头大学商学院副院长） ；

《电子商务物流管理》 作者兰宜生

（笔者注：兰宜生是这套从书的主编，现在调至上海财经大学工作）；

《风险投资概论》 作者陈尔瑞 杜沔；

《基于Internet的管理信息系统》 作者曾凡奇等；

《网络技术与因特网》 作者洪文迅 ；

《网络理财学》 作者邹志波 ；

《网络营销学》 作者李友根

（笔者注：李有根现在调至重庆交通学院工作）；

《新编电子商务概论》 作者兰宜生

（笔者注：兰宜生是这套从书的主编）。

好厚的一本书，我接着翻了一下目录，很多内容是我非常关心并且正在研究的，正当我打算仔细的阅读以下内容时，旁边的女儿开始催我走了，干脆买回去慢慢看吧，我心里这样想着便将书合上，看了一下定价，嗬！39元一本，确实有点贵，我那本书才24元，我恋恋不舍地将手里的这个大部头放回原处。但是转身没走几步，又一个念头跳了出来，如果这本书要是有价值的话，39元算个什么。我改变了主意，又朝着那本大部头走过去，我没有拿刚才我翻看过的那本，而是另外重新选了一本没有人翻看过的书。交了书款之后，这本书的所有权转移到我的手中了，我将装书的袋子拎在手里，挺了挺被疲惫压得稍稍弯着的腰，有点目中无人地走在照着斜阳的王府井大街上。女儿都有点纳闷：“爸，你怎么了。”“老爸淘到金子了。”我神气地对她说。

晚饭之后，女儿在客厅里忙着背她的德语。我则躲在卧室中翻看着下午买来的新书。为了怕把书给弄脏了，翻看之前我还专门用力士香皂洗了手。

书里有些语言怎么这么面熟，好像在那里见过，我的心里不时地跳过这些念头。越往下看我的心情越感到沉重，我去客厅到了一杯冰水，我想使心情能够稳定一下。女儿还端坐在写字台前的那张大椅子上，嘴里还在念着我一句都听不懂的德语，我没有打搅她，自己仍旧回到卧室，我慢慢的端起水杯，突然，一个更加可怕的念头从脑海里跳了出来，我可能是被人“剽窃”了，刚才感到面熟的东西，其实那就是我的原创，而现在则被放在别人的巨著之中，成为别人的成果，别人有可能会用我的“劳动果实”去赚取“名利”，评职称，当专家，分房子，转户口，而我们这些“不是在采访，就是在采访路上”永远处在第一线的记者，则成为他人的垫脚石，我希望这只是我的一个猜测，但愿它不要是真的。我急忙放下手中的水杯，向客厅的书柜冲去。正在读德语的女儿回过头来用惊异的眼光看着我。我打开书柜，几乎将发表过我的CRM文章的书报杂志统统抱到床上，与朱爱群的这本《客户关系管理和数据挖掘》中的有关内容进行对比。我惊呆了，我不希望发生的事情发生了，书中某些章节中的文字，确确实实和我的原创惊人的一致，我被人“剽窃”了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那位“剽客”来自香港富豪李嘉诚投资兴办的汕头大学。

大学，那是一个多么神圣的地方，那是一个容不得有人亵渎的地方。自幼就有的上大学的念头也只有在邓小平复出之后才变成了可能。至今我都保留着参加首届高考的准考证和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我是在塞外的一个小县城参加高考的，刺骨的寒风中，我披着一件羊皮袄坐在县中学教室的第一排，教师里没有任何用以取暖的东西，哪怕是一个烧炭的炉子。在那个年代的冬天，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买得起炭。 我一边答着考卷，一边搓着手。天气真是太冷了，搓手都占去了我很多的时间，作为成长在城市中的孩子，缺乏用自然方法对付寒冷的能力，当终考的铃声响起时，手都有些冻僵的我连做好的题都没有来得及全部抄到考卷上。很显然，我的高考成绩受到了影响，给我发放录取通知书的是北方一座省城的一所财经学院。

当我堂而皇之进入大学给MBA学员讲课时，我的身份是“无冕之王”的记者。何之毅（博士后）副教授是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厉以宁的助理，他当时正在为MBA讲市场营销学。这门课结束的时候，他希望我能够理论联系实际在光华管理学院讲讲“客户关系管理”，课时是4个小时。本来讲课时何老师要陪着我，但是那天是11月22日，刚好是厉以宁院长的生日，作为得意门生，他必须去出席厉老师的生日晚宴。厉以宁也是我的老师，上个世纪80年中期开始听他讲课，并且与他交往，那时我在北方一个省的省委政策研究室工作。1995年春节我在云南大理游洱海，在同一条旅游船上与厉老师不期而遇，他还拉着师母和我一起合影留念，他还向陪同的云南省政府的工作人员介绍我过往的工作，他那么大的年纪，对我的事情还记得那么清楚，使我很感激。等何之毅回到光华管理学院的阶梯教室时，4个小时的课我已经讲了3个小时了，可能是我现场发挥的好，也可能是题目选择的好，总之这堂4个小时的课，很生动，很精彩，我带了整整一盒共100张名片几乎都发光了，我被那些兴奋的MBA学员们紧紧围住，回答他们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然而，今天被怀疑“剽窃”我成果的人就带着大学教师那不容玷污的桂冠。我多么希望这不是现实，但是他却大模大样的出现在我的面前，我曾经这样想过，哪怕不要这样大量的“剽窃”，我也就装作视而不见；哪怕抄得更加高明一点，而不是这样直接粘上去，我也就不闻不问了；哪怕在抄之前和我沟通一下，可能就是另外一种结局。但是我所希望的这些都破灭了，我不愿设想的事情却发生了。正如一位西哲所言：“通向死亡的路是由良好的愿望铺成的。”

二、北大博导剽窃案让人想得更多

随着企业信息化在国内不断的升温，我和我目前所服务的媒体《IT经理世界》更加忙绿了。出差，连续不断的出差，采访，马不停蹄的采访，讲课，东奔西走的讲课，还有，出版社还在等着我的新书稿。为了能够跟进国内企业实施CRM的步伐，我简直成了空中飞人。我先后从北京到上海，从上海到深圳，从深圳再到成都，跟踪HP、IBM、Oracle、Siebel等CRM的跨国公司，先后完成了“CRM重在行业应用”发表在《互联网周刊》2001年12月日，“Siebel来了”发表在《IT经理世界》2002年1月5日，在业界引起很大的反响。

在南国的深圳，我采访了国内房地产行业第一个实施CRM的企业——深圳招商地产公司，这篇题为“卖房子的第四板斧”的案例发表在《IT经理世界》2002年2月5日，在皑皑白雪地长春采访了国内医疗器械行业第一个实施CRM企业——长春迪瑞实业，写成“理念与技术的互动”一文，后来该文发表在《IT经理世界》2002年3月20日。我真是太忙了，因为忙，我就将这件被“剽窃”的事情暂时放下了。

新年刚过，一篇署名“晓声”发表在《社会科学报》上的“北大博导剽窃，叫人如何不失望？”的文章在国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文章这样写道：“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王铭铭教授，是我辈后学十分敬仰的学者。他在学术上取得的成绩也是有目共睹的。正因为此，我同许多读者一样，对王先生珍爱有加，期望也高。然而，最近读了与王先生有关的两本书，却实在让人失望。一本是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哈维兰(W.A.Haviland)的《当代人类学》，王铭铭是主要译者，1987年11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另一本是王铭铭自己著的《想象的异邦》，1998年6月由同一出版社出版。细加比较后可以发现，同一出版社出版的这两本书之间竟然存在大量的抄袭。当然不会是哈维兰先生抄袭王铭铭，而是王铭铭先生抄袭哈维兰。作为一个晚辈本没有资格在王铭铭先生面前说三道四，然而正因为“爱之深，责之切”，也就容不得他有半丝缺点。再者，也因为我像其他读者一样太爱北大了，北大的学术品格折射的是一个国家的学术前途，不愿看到对她的半丝玷污。”文章一出，舆论一片哗然，一时间“王铭铭剽窃”案被各种媒体炒得沸沸扬扬，我也是在网上浏览过关于这位北大教授“剽窃”事件的来龙去脉。

后来我又从网上看到，前不久，北大已做出了停止王铭铭招收博士生的处分决定。此前，社会学系已免去了王铭铭担任的民俗学研究中心主任、社会学系学术委员会委员、人类学教研室主任等学术职务。北大已经讨论修订了《北京大学教师学术纪律规范》。其中规定：对抄袭他人已发表或未发表的作品，或者剽窃他人的学术观点、学术思想等违反学术纪律的行为，分别视情况给予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解聘或开除等纪律处分。北京大学还做出承诺：“用心血做学问，用生命写文章。”看了北大的这些做法，感到很高兴。

我是于今年3月中旬在深圳华侨城海景酒店写完我的那本新书中最后一篇文章的，新书的名字叫《用CRM战胜对手》。新书的内容同样是我这两年研究的方向：客户关系管理。与第一本书不同的是，新书更偏重于中国国内的企业，更注重于客户关系管理的实战，而不是讲述空洞的概念，我为它付出的心血比第一本书更多。3月26日，当疲惫的我拖着那只浅咖啡色新秀丽牌子的拉杆箱，背着那个装满了各式镜头的摄影包回到了北京时，我算了一下，这一个月中在北京的时间也就是一个星期。我曾经在一周内去过两次上海，我曾经在一天之内北京成都打个来回。3月27日日上午，南国的风尘还没有从身上褪去，我就急急忙忙赶到位于百万庄南街1号的机械工业出版社，面带笑容的编辑告诉我：“田老师，你的书卖得不错，又重印了。”听到这样的好事，心情自然更会好，把载有新书文稿的软盘交给“华章经管”的编辑部副主任张晓卿处理后，感到如释重负。

随后我找了个地方上网，像往常一样，打开那台宏基笔记本电脑收发邮件。浏览了几个常去的网站之后，突然，头脑中跳出一个念头，上“中华读书网”上瞧瞧，电脑的收藏夹中就有http://www.creader.com。我点击了一下鼠标，马上就进入到这个网站的主页，眼前一亮，一条新闻吸引了我，“大学教科书著者在网上抄袭，汕头一教授被告网上侵权。”作者署名北京千龙网沈阳。

文章是这样写的：“当北大的王铭铭教授因存在严重剽窃的问题被媒体曝光并受到严厉处罚之后，学术腐败问题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记者最近了解到，大学教材中抄袭别人作品的并非偶然现象，3月25日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2002)二中民事字第3268号就受理了一起大学教科剽窃别人作品的案件。

“据该案代理律师北京一格律师事务所首席律师于国富介绍，虽然都是大学教材抄袭，但本案和王铭铭教授的问题不同之处在于：《网络营销学》一书剽窃的内容主要来源于互联网上的原创内容，是一起带有网络侵权性质的案件。于国富律师向记者简单讲述了本案的发生经过：2002年春节刚过，近年著述甚丰的网络营销学研究者、网名“Marketman”真名冯英健先生在广州一家书店看到了一本“21世纪高等院校电子商务试用教材”《网络营销学》（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8月第1版，编著者为李友根，汕头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在阅读过程中发现该书中很多内容来自于他的个人网站“网上营销新观察”（www.marketingman.net）中的原创作品。据不完全统计，《网络营销学》一书中抄袭原告文章的文字在两万字左右。冯英健认为，《网络营销学》的抄袭行为给自己造成了很大伤害，因为根据自己多年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呕心沥血写成的专著《网络营销基础与实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一书出版时间晚于《网络营销学》一书，如果同样的内容出现在两本不同的书中，另一本书还是作为“大学教材”出现，这样很有可能被读者认为他自己是抄袭者。发现侵权行为之后，冯英健即委托律师就此事进行交涉，律师先后以特快专递、电子邮件、挂号信函等方式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和作者李友根发出律师函，要求停止侵权、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但是在等待足够长的时间之后，出版社和《网络营销学》一书的作者李友根均未给予任何回复，没有表现出对待这一严重问题的丝毫诚意和积极态度，因此决定到人民法院起诉。至原告起诉时止，二被告仍未给予任何回应。

　　了解到这一情况之后，记者希望与作为被告的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和作者李友根取得联系，了解一下他们对此事的看法，于是记者按照该书上出版社的电子邮件地址发送了一封Email，请求就有关问题进行采访，但事过几天没有得到任何回复，也试图通过电话联系，但有关人员接听后以不了解情况为由挂断了电话，因此无法得到出版社方的任何消息，涉嫌抄袭的李友根教授由于工作已经调离原来所在的汕头大学商学院，到另一所大学任教，无法查到电话和电子邮件而没有取得联系，出版社方面也不肯提供他的联系办法。关于此案的进展情况，记者将继续给予关注。”

尽管是北京媒体圈子里的同行，但是我不认识这位记者，文章中提到的人和事，在此之前我也一概不知。对于《网上营销新观察》网站，我是知道的，因为我从2001年2月开始就在《中国营销传播网》上面开设了一个“田同生CRM专栏”，而这个网站《网上营销新观察》网站是互相链接的，从《中国营销传播网》就可以直接连接到《网上营销新观察》，我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了解到它的。

我只知道中国财经出版社在去年出版了这样一套被称作“12金钗”的“21世纪高等院校电子商务试用教材”丛书，怀疑其中的《客户关系管理与数据挖掘》这本书“剽窃”了我的文稿，其作者朱爱群据说是汕头大学商学院的教师，但是对此身份我也不敢确定。显然，千龙网记者沈阳的这篇文章让我感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原来我以为只是怀疑朱爱群一个人的书有“剽窃”行为，而沈阳的这个消息则告诉我，《网络营销学》同样存在“剽窃”行为。

如果不是沈阳的这个消息，我根本就不会知道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也不会知道发生在《网络营销学》一书中的“剽窃”行为和我有什么联系，更不会知道远在广州的冯英健先生与我一样是个受害者。身在北京的我和广州的冯英健先生之间原来没有任何哪怕是一丝的联系，我们两个人只是在各自的研究领域默默地耕耘。而那两位分别对我们下手的李友根和朱爱群则不同，他们既是这套丛书写作团队中的重要分子，同时也是在汕头大学商学院休戚与共的同事。在他们身上所发生的那带有同样性质结局的故事，是属于“英雄所见略同”所至，还是“步调一致”所为。会不会是李友根和朱爱群两个人的运气太差，被逮了个正着，而其他人则可能侥幸的滑了过去•••••因为那所大学的商学院是在汕头，而汕头则是一个“走私贩私、骗税逃税、骗逃外汇、制假售假、逃废债务而沦落的城市”，这里会不会是“学术打假”专业户的杨玉圣所言的：“有的大学甚至被称为‘抄袭大本营’”（见《中国青年报》2002年2月15日）中的“有的”。记者的职业习惯使我不得不进行这样的逻辑上的推理，这时我心里感到一惊，额头上被吓出汗来，我不敢再推导下去了。

三、网上结识冯英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