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加入WTO已近半年，有关外资虎视眈眈紧盯中国电信市场的报道，频频见诸报端。可事实上，除美国AT＆T与上海电信合资成立的上海信天通信有限公司和上海贝尔阿尔卡特股份有限公司正式营业外，其它外国电信企业大多只表示有合作意向，在实际行动上却不见有所举动。中国电信市场潜力巨力，国际电信巨头早已“垂涎三尺”，如今国门已开，可为何不见外资“进犯”呢？
外资尚未大规模进入国内电信市场首先要归因于，全球电信业步入寒冬，短时间内难以复苏的大气候。
投资过度，负债累累，日子难过，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的欧美电信巨头，目前已无力进行海外扩张。在北美，已经有十来家上市的电信公司申请了破产，总负债早就达到了6000亿美元，预计至少有1000亿美元的垃圾债券不能偿付或需要重组；在欧洲，德国电信负债500多亿美元，英国电信负债430亿美元，法国电信负债600多亿美元，即使境况较好的沃达丰其债务也达到了67.2亿英镑，并且遭受了多年来从未遇过的亏损。与此同时，＠HOME的破产、朗讯的巨额亏损、北电的步步维艰，沃达丰甚至要卖掉自己的大楼……这些全球电信业“泡沫”的破灭，更是令国际资本心惊肉跳，开始重新审视供求关系和扩张之路。所以，对国际资本来说，纵使中国电信市场巨金待淘，也必须谨慎行事。更何况，中国电信业改革刚取得初步成果。中国电信运营市场的有效竞争局面尚未形成，良好的市场秩序也没有完全建立，且由于低端市场的扩大，正步入相对低速增长阶段。
其次，中国电信市场渐进式的对外开放进程，也是外资不敢冒然进入的一个重要原因。
根据我国政府的承诺，增值服务是我国电信业首先对外资开放的领域。与基础电信服务相比，增值电信服务在政策方面具有市场准入门槛低、市场价格自由度大、管理限制少等优势。更重要的是，这一领域市场需求潜力巨大，业务增长迅猛，发展前景十分广阔，外资自然对其十分看好。但是，根据WTO协议，今年外商只能在北京、上海、广州三地不受数量限制地建立中外合资企业，外商股权比例不超过30%；入世后2年，增值服务才能开放扩大至成都、重庆、大连、福州等14个城市，外资股权比例不超过49%；入世后4年，全国开放，外资比例不超过50%。同样，基础电信业务的对外开放也是逐步实现的，而且基础电信业务必须由中方控股。即经营基础电信业务(无线寻呼除外)的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的外方投资者在企业中的出资比例，最终不得超过49%。
众所周知，电信网络具有全程全网特性及其规模效应，电信业务没有规模效应很难生存和发展。外资进入后，若只在几个大中城市发展，其业务很难开展，相应地，也很难从中获利。因此，外资普遍认为，进军中国市场的时机尚未成熟，目前更应侧重于调查中国电信市场状况、研究竞争对手、学习WTO原则和中国法律、法规等基础性工作。
并且，中国增值电信服务还未真正发展起来。目前，国内的3000多家电信增值业务提供商以中小企业居多，大多惨淡经营，既便是发展较好的互联网运营商，在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寒冬后也正处于一个调整阶段。这些无论技术实力还是企业规模都相对弱小的企业，又怎能吸引外资呢？
而基础电信业务投资大，回报周期长，如果外资真要与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等公司竞争，就必须重新铺建一个通达全国范围的电信网络。这不但要花费极大的资金和很长的时间，经营风险也高得多，其投资效益将远不如在我国电信企业中参股。另一方面，根据入世协议，我国将只允许外资在国内电信企业中占有股份，基础电信业务必须由中方控股。因此，外资必须花费一定的时间对国内电信运营商进行考察，慎重选择合作者。
可以说，我国电信市场渐进式的开放进程、有限的对外承诺在一定程度上，使国内电信企业获得了几年珍贵的过渡期。在这短暂的过渡期里，外国电信企业不会有大举动。
外商进入我国电信业务市场持比较慎重的态度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本土企业已具有一定的竞争力。
目前，中国电信资费水平不高。以固定电话为例，根据国际电信联盟(ITU)的统计，1998年，世界高收入国家和地区的电话初装费平均为112美元，月租费为11.6美元，通话费为0.13美元，其中美国分别为44美元、19.9美元和0.09美元，日本为556美元、13.4美元和0.08美元；中下收入国家(我国属于这一类)电话初装费平均为133美元，月租费为4.8美元，通话费为0.05美元，其中印尼分别为203美元、7.2美元和0.04美元；全世界平均的电话初装费水平是109美元，月租费为6.9美元，通话费为0.09美元。而我国同期三项资费分别为107美元、1.9美元和0.01美元(初装费为我国实际收取水平)，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和中下收入国家平均水平，而且也低于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2001年，我国对电信资费调整进行了自建国以来涉及面最广、调整幅度最大的调整，国际、国内长途、专线及上网资费大幅度下降，基本上已接近发达国家，处于较低水平，特别是初装费逐年降低并于今年7月份取消。
由于基础电信领域具有明显的规模经济性，我国市话资费水平已经很低，没有太大的降价空间，即便是移动通信由于技术进步和规模扩张还有一些空间，但这与竞争的关系不大。再说，国际通信和国内长途业务虽然是外商较感兴趣的一部分，但过渡期较长，还有投资比例和国际关口局的限制。因此，低资费水平对于外资来说也是一大压力。毕竟，外资若此时进入中国，仅能在几个城市发展，其业务难以形成规模效应，因此很难承受低资费的压力，而中国电信企业已经形成相当大的产业规模，拥有的固定电话和移动电话用户都已经超过1亿户。所以，中国低资费水平在某种程度上，令外资不敢冒然进入中国市场。
此外，纵观中国电信市场，虽然潜力巨大，但是随着低端用户的逐年增多，中国电信业正步入相对低速增长阶段。去年，固网运营商中国电信已陷入增量不增收的尴尬境地。至于移动通信业务，尽管目前还处于快速发展期，甚至比固定电话业务当年的发展速度还要快。但是，它亦将面临同样的命运，只不过它正处在业务发展的早期阶段。据统计，2001年我国移动用户总数增长超过了50%，但业务收入增长却不足20%。这表明，移动通信发展已出现大量低端用户，单机话务量下降，收入增长率已大大低于业务增长率。中国电信市场低端用户的大量出现，对外资来说也是一个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总之，中国电信市场的广阔早已让外资“垂涎不已”，只是当前全球电信业尚未苏复及我国电信市场的现状，令外资犹豫不决。外资尚未大规模进入中国，对我国电信业而言固然值得庆幸，但这只是暂时现象，一旦全球经济回暖，国际电信业复苏，外资势必会涌进中国电信市场。与此同时，考虑到我国电信企业综合实力还比较弱、运行机制还不完善、融资能力不强、竞争经验不足及法制建设滞后等情况，国内的电信企业一定要充分用好过渡期，尽快转变观念，积极提高服务水平、管理效率和经营模式，开展合作性竞争，充分占有市场，同时政府应及早组建四大运营商，取消不对称管制政策，从而保证国内电信企业在未来更激烈的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