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已经过去的上半年对于中国电信业确实是惊天动地，2002年5月16日开始的“划江而治”已经被社会舆论彻彻底底的谈论了个底掉，还有中国移动与中国联通在GPRS与CDMA上暗中的较量，让我们再一次真切的感受到了中国邮电系统大刀阔斧的“变化”。让人印象格外深刻的是3月14号《参考消息》转发了一条3月4日出版的美国《财富》双周刊的有关2001年全球最佳和最差企业的报道。我们的中国电信在“产品质量及服务”、“创新性”和“全球业务”三项指标下，赫然名列最差企业排行榜。

    尽管社会对于中国电信业价格与服务怨声载道，每年的3.15都会成为热点人物，但是这并不妨碍中国移动在2001年里利润200亿元的业绩，这是我们大家本着打固定电话要长话短说的节约精神，一点一滴的为中国的电信企业提供的100%以上的利润。

最差排行榜中的“企业”

    在“后邮政部”时代，电信已经成为了利润与权利结合的最典型的代表。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中国的电信产业改革，从来就没有在法律的层面上，通过国内各种利益集团的广泛而公开的谈判，达成一种利益均衡性的系统政策。所有已经出台的改革方案，可以说都是由政企不分的利益同盟以及一些外围的“知识精英”们在不透明的程序中所策划的；而跨国资本的介入，更使种种改革方案的出台背景扑朔迷离。因此这种把代议机构和广大消费者排除在外的改革，必定存在许多事后才可能显露的严重缺陷。那些所谓的价格听证会，作作姿态的象征意义似乎要远远超过实际意义。

    不管分拆也好，上市也罢。中国的电信产业改革，在有限的放松监管和引入竞争的同时，始终没有触及国有电信企业的产权问题。虽然在增量资本方面有所动作，但“国民待遇”都给了外国资本；而在存量资本方面，则自巍然不动，因此国内民间资本至今难以成为基础电信企业的股东。

    产权既不能多元化，互为约束的公司治理结构就无法形成，真正有能力的企业家就无法进入公司经营决策层。国有企业的效率低下也就在所难免，更谈不上所谓产品创新和跨国经营了。国有电信企业之间不计成本的竞争，更进一步恶化了电信企业的财务状况。而且中国电信产业的改革，一直有意无意地排斥基础电信领域数网竞争基础之上的三网融合的理想格局。

    在部门割据的体制下，中国通过“重复建设”形成了世界首屈一指的物理网络资源，只要一开始就建立合理的网间开放和互联规则，这些潜在的网络资源就会很快转化为现实的竞争力量。1994年建立联通，本来有借助其整合非邮电网络的想法，但明显遭到后者和中国电信的抵制，以致铁通到去年才真正浮出水面。而具有最大竞争潜力的广电网，也因经济的和非经济的原因，至今未取得进入电信服务的合法身份。因此，本来可以部分提高基础电信市场效率的数网竞争格局，在时间上被人为地拖延了。

    本地电话的费用上涨，实际上不足以弥补中国电信在网间互联费用上的损失。目前的网间互联费用结算，是基本按照信息产业部规定的“五五”开的比例在中国电信和其他基础接入网间进行结算的。这样的不对称监管，虽然有利于扶植他网的发展，但毕竟会削弱中国电信的经济激励，导致其基础设施投资的不足。这恐怕也是未来的电信监管者最棘手的问题。
    如此的企业，也难怪被列为全球最差企业排行榜之中。

分拆：表演给谁

    对于中国电信的分拆，直接的结果就是出现两个地方性的电信垄断企业，从而直接出现两者互联互通上出现问题的可能。痛斥垄断已经是媒体和社会公开探讨的话题了，但是我行我素的电信业却从来不怕痛斥，反正所有人都得用，你痛斥一顿之后还得用。那么到底谁是电信业顽固不化的幕后靠山呢，是政府吗。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把问题归咎给政府的庇护，其实正是政府应民愿与社会利益考虑而提出3次对中国电信的分拆。但是原来邮电部内理不清的关系与盘织复杂的利益，必将保证这种简单的分解企业是行不通的做法。

　　总是认为规模大就是定要垄断，将其变小就好了，但是殊不知中国电信业不是规模垄断问题，而是行政垄断。如果中国电信业参与赛跑的选手们还是老同事关系，信息产业部仍然是老领导关系。那么所有的所谓竞争不过就是众多抱着同样想法的企业去合伙鱼肉市场。真不知道信息产业部关于电信资费的标准到底是通过那个物价机构制定的，光每个月的固定电话月租费就足有中国电信和新网通收一阵的。这种分拆表演到底是做给谁看的呢，是未来上市时候的投资者，还是海外批评者，或者是国内怨声载道的民众。我想更多的应该是自己表演给自己看吧。

电信改革例证

    也许德国电信的改革可以给我们一些有意义的的启发。传统的德国电信也同样根本缺乏全球市场经营之管理团队，于是1995年，国家仍持有74%股份的德国电信，聘请了长期为日本索尼公司打工的桑墨博士任公司总裁，并且要害部门的领导岗位，除基础网络部门外，人事、技术、财会以及直接开拓市场的服务部门，皆聘用不懂电信技术，但熟知市场的外行民营企业领导担纲。继而通过组成市场导向的矩阵组织结构，大幅度简化决策程序，下放决策权，很快把德国电信变成一只市场神经极度敏感的经济动物，使之取得了娇人的市场业绩。但是我们不应该忽视的是，德国电信的改革是从存量资本股权多元化开始的，OECD的许多成员国也是如此。实际上，这几乎是国有垄断产业改革的牛鼻子所在。

    在一个可竞争的市场上，如果缺乏在公司法面前“人人”平等的公司治理结构，政府直接参与市场竞争的手不收回，不但国有企业的效率不可能提高，而且数个国有网之间的竞争也好、横切竖砍也好，乃至难以独立的监管体制，都无法造就一个公平有效竞争的市场秩序。中国电信如此，铁路、电力、民航以及其他行政性垄断机构也如此。

最差企业的最高盈利

    尽管被评为最差企业，但并不妨碍中国电信大幅度的盈利，也不妨碍中国电信业其他的企业在股市上的盈利。有很多迹象表明中国电信有兴趣也尝试上市融资，由于其希望重新获得移动牌照未果，所以已经改变策略开始大举向传统固定电话和网络投入。对此种种猜测，中国电信领导周德强也毫不讳言地承认：“中国电信加大步伐进行建设，通过上市解决资金问题也是很重要的方式。”

    即便上市可以提高中国电信的透明度，但是资本市场能够给他捧场还不是看上它的垄断背景和高额利润。恐怕中国电信上市不是一个好的消息。很可能会再次出现中国移动和联通在香港股市上的一幕，曾经信息产业部有官员放言要单项收费，进而两家股票大跌，因为人家海外的投资者看好你中国电信企业就是看好你的垄断了，为了维持股市上的利益，单项收费的计划只有被彻底的封闭，最终损害的只能是消费者的利益。如果这个排行榜扩大一下范围，恐怕我们很多行业的龙头企业都要被列入其中了。但是这些企业在国内并没有人把他们看为差的企业，反而因为他们的盈利而经常的披红带彩。

    对此我们不得不怀疑到底是我们的好坏辩驳能力出了问题，还是海外媒体又带有色眼镜看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