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aByte记者朱琳）对于刚刚组成联盟制定3G标准并获得我国3G规划频段的大唐来说，“风头出尽”的“美好时光”似乎正悄然淡去。“民族企业骄傲”的光环逐渐隐没之后，关注大唐的人们如今仍保留着心中未解的问号——3G的前景究竟会是如何？我国3G频段的规划是否意味着大唐占尽先机？如今的大唐似乎也该到了静思后面的路如何走的时段了，对此，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著名教授阚凯力向记者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3G前景究竟如何

　　最近信息产业部对 TD-SCDMA频率的规划对于大唐可以说是注入了一剂“强心针”，而在此之前大唐可以说是“生命垂危”。从股市分析来看，大唐近期的经营业绩非常糟糕，业内人士也普遍反映很少去买大唐的产品。这说明在竞争的环境中，大唐的产品正逐步的被挤出市场。究其原因是大唐将自己的人力、物力、财力完全集中“押宝”于TD-SCDMA的研发，但是却没有考虑3G的应用前景也就是“市场”这一核心的问题。

　　对于3G来说，并没有什么核心业务是2G(GSM、CDMA)或2.5G(GPRS、CDMA1x)做不到的。而目前无论是GPRS还是CDMA1x的业务应用都非常窄，用户使用也非常少。在我国，高端用户绝大部分集中于中国移动手中，而其中只有少部分注册GPRS，到目前才有一百多万用户，但在这部分用户中GPRS业务的使用量也非常少。移动自己也曾表示：目前GPRS的用户实际上就是看看新鲜。由此可见，无论是GPRS也好，还是CDMA1x也罢，都可以看作是对3G建设的“投石问路”。而作为所投之“石”的GPRS和CDMA1x二者发展的情况并不理想，所以对于所问之“路”的3G就更谈不上什么应用前景了。

　　3G相对于2G和2.5G唯一一个难以企及的特点就是动态视频，但是“移动状态”和“动态视频”本身就是一对难以克服的矛盾。我曾经开玩笑说：开车看电影要撞车，走路看电视要撞树。这是人的本性决定的，人们在移动中可以打电话，但是绝对无法使用动态视频业务。两年前诺基亚有一个科幻意味很浓的3G广告：一个人坐在公园的长椅上，带着一付眼镜，镜片是3G的全视野屏幕，又炒股票又看足球，连喊带叫像个疯子。后来股市也收了足球赛也结束了，这个人将眼镜收起离开了公园。广告带有很强的科幻色彩，集中介绍了将来3G应用的优点和特点，同时也暴露了3G一个无法克服的根本性矛盾――3G虽然有很多应用，但是在广告中，沉迷于3G无所不能的主人公还是不得不坐在长凳上来实现这些应用。如此说来移动状态下的动态视频还能有多大的意义？但是，如果用户处于相对静止的状态，就有很多简单而且便宜得多的技术可以使用。因此，直到目前3G的应用前景到底表现在什么地方人们还不能看到，这也是通过GPRS和CDMA1x“投石问路”出来的结果。

　　在国际上，美国对于3G历来是不闻不问，无论是消费者、政府还是运营商都不感兴趣。今年8月在汉城，我曾和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的主管处长交流过有关意见。他表示，在美国既没人提也没人去搞3G这档事，政府不分配频率、而运营商也不急于张罗。所以，无论是高通还是摩托罗拉在美国都不推3G，倒是都跑到其他国家推广。欧洲在两年前曾对3G非常热中，很多公司花费几百上千亿美元去买频率和运营执照，但是到今年夏天这些公司又纷纷宣布退出，主要原因就在于看不到运营的前景，即便是忍痛割肉早早收场也不愿再继续投入。韩国也曾经跟风嚷嚷过3G建设，但是看到前景不好就转回头来推CDMA1x，将2.5G称为3G，搞了个“偷梁换柱”，目前的发展也看不到什么起色。最惨的是日本，世界上目前唯一真正搞了3G的就是日本的DoCoMo，但是日本人自己也承认他们在3G上亏损得一塌糊涂，直到目前还看不到“隧道尽头的亮光”，也就是看不到有任何盈利的前景。因此，目前可以说全世界对3G的看法都非常悲观。

　　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无论是移动还是联通都不会明摆着做“傻子”――看到别人都纷纷后撤，自己还投入大量资金上马3G。而对于大唐来说，已经对3G压上了整个的身家性命，所以迫不及待拼命的要求上马3G。但是运营商目前的表现像是一盆“温吞水”，不说不做，但就是不在3G进行投入，弄得大唐干着急也没有办法，只有求助于向政府施加压力，希望通过政府迫使3G在我国尽快上马。但是，运营商对3G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也代表了信息产业部的态度。3G一旦搞起来就至少需要几千亿的投资，一旦投资效益不好，信产部要承担国有资产浪费的责任。何况目前政企分开，政府也无权干涉企业的经营策略，政府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同意和支持运营商的观点。因此，这次的频率规划公布，大唐把这当作自己压迫政府而得到的胜利而大加炒作，也就不足为怪了。

　　我看3G很像80年代推出的ISDN，当时也被“炒”得一塌糊涂，但是关键的市场在哪里不清楚，所以就没有得到应用。到了90年代，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应用的市场是成熟了，可是这项技术又落后了，已经被ADSL、机顶盒等技术取代，因此ISDN一直没能发展起来。3G很有可能会重蹈当年ISDN的覆辙，在市场前景不明的情况下就急于上马3G，这是一种盲目行为。而大唐将自己所有的赌注都压在3G上是非常之不明智的做法，甚至可以称之为“自杀性”行为。

　　频段规划并不意味着大唐占尽先机

　　早在2000年底，吴基传部长就曾经讲到过3G和TD-SCDMA。他表示，TD-SCDMA是目前世界上第一个由中国提出的主要技术标准，从这个角度上政府也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它标志着我国的技术水平已经进入了世界前列，起到了标志性的作用。但是，我国能够提出这个技术标准是一回事，我国的电信运营企业是否会采用这一标准是另外一回事。主要原因是，目前国际电联所批准的三种标准中将来哪个成为世界主流还看不清楚。例如，80年代我国的第一代模拟手机采用的是美国的频率加欧洲的制式，搞成了世界上的“独一无二”。但是，因为只有我国采用这种标准，所以手机和设备在世界上的生产批量很少，造成成本偏高，价格居高不下。另一个方面，因为手机不兼容，所以无法国际漫游。所以，这种脱离世界主流的标准极大地制约了当时我国移动通信事业的发展。我国在第二代手机的发展过程中就吸取了第一代的教训，选择了GSM，成本低而且可以全球漫游，从技术体制上保障了多年来的高速发展。因此，出于同样的考虑，我国今后即便是要发展3G也会选择世界主流的技术标准，不会也不应该为了一个企业的利益牺牲国家和广大消费者的利益。一些同志说，采用TD-SCDMA可以为我国每年节约很多专利费用，这当然是一个优点，但是也必须体现在今后产品的性能价格比上，把这个节约转让到运营商和消费者那里，并以自己性能价格比的优势争取成为世界主流。但是从其它方面看，在三种标准中，TD-SCDMA不论是商业运作能力还是产品成熟程度，目前实力都较弱，因此将来能不能成为世界主流并被我国采用，还只能看今后的发展而定。

　　那么，为什么现在我国会作频段的规划呢？主要原因是，国内外的设备制造商现在要研制3G设备必须要弄清楚频率的设定，而电信企业要作自己的业务规划，也必须对今后的频率资源有一个基本的了解。打个比方，3G频率的划分就像是北京市的远景规划，可能是二十年、三十年、甚至五十年以后的事情。但是现在大致划一个圈圈，大致规定了今后的发展范围，例如北京的西北方向是科技文化区，而东南方向是工业区，这样开发商就不会把工厂建在北京的西北方向了。但是，应当看到规划历来是赶不上变化的，如果北京的西北地区发展很快，而东南方向的工业区发展较慢，政府就会调整规划，把工业区缩小，而扩大文化区。同样，目前政府因为要扶植民族产业，在频率规划中对国内企业和TD-SCDMA倾斜是很自然的，更何况频率规划不需要花钱，将来又可以随时根据需要调整，何乐而不为呢？所以仅仅是对未来3G的频段进行一定的规划并不代表着就要确定上马3G或者确定了3G建设的技术标准。举个形象的例子，就像人类到月球定居还遥遥无期，但是联合国已经在开始制定将来对月球的开发规划，而且规定了月球将来必须是人类的共同财产，任何国家都不能宣布为己有。这个月球规划是作出了，恐怕没有一个人会以为马上就要进行“月球大迁移”。3G频段的规划也是这样，规划作出了但并不表明马上就要进行3G的建设。因此，吴基传部长也表示不理解对频段划分的炒作，在最近一次采访时说“不就是一个频率规划吗？”

　　总的说来，大唐在研究TD-SCDMA技术标准方面是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功不可没。但是在企业经营方面却很不明智，不考虑市场的寻求，具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尤其是它在3G方向上的过度投入风险很大，甚至是致命的。因此，大唐在目前或将来出现严重而持续的亏损将毫不令人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