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素有“北方香港”之称，现在却给人名不符实的感觉。大连市正从服装都市、旅游都市向IT都市转型，新一届市领导班子努力地将大连打造成一个中国对日的IT战略门户。

　　大连软件园企划部部长杨冬介绍说，1998年时任大连市委书记的薄熙来，就力图大连转型，便邀请了国外的一些机构作了大量论证，最后决定在大连建立一个国际性的软件园，带动大连市的软件产业发展。

　　大连市副市长夏德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即使大连软件产值每年能达到200亿元的话(目前仅为8亿元左右)，还是不能改变大连的形象，因为日本最大的一家软件企业产值一年就达到500亿元。但是大连每年如果培养出1万名对日软件人才，那么大连将在全球软件业界会声名鹊起。

　　大连转型

　　在1998年大连市政府组织的一次会议休息期间，大连市副市长夏德仁、大连市科技局局长曲晓飞、东软总裁刘积仁、亿达集团总裁孙萌环四人一起闲谈时，聊起了发展大连软件业的资金瓶颈。孙萌环当即表示亿达愿意出钱，这样大连软件园建设进入实质性阶段。

　　曲晓飞回忆说：当初设想的大连软件园有三个定位，第一是国际化，因为软件产业与其它产业不同，本身就是国际化的；第二是做中日软件的门户与桥梁，因为大连与日本有着语言，文化等方面的优势；第三是官助民办，这样能解决资金问题。

　　除此之外，建设软件园必须解决软件人才问题，大连软件园加大了对日软件人员的培养。2002年成立了东软信息学院。除此之外，还有一大批非民办的二级软件学院，形成了一个由上至下的体系，仅2002年各类软件学院招生就达5000多人。

　　仅仅一个软件园还不足以改变大连的形象。曲晓飞说，软件园今后沿着旅大路一直延伸至旅顺，建成一个软件产业圈，在这个旅大软件产业圈里，将会形成一个又一个的新型软件园社区。

　　未来的旅大软件产业带将以软件园、七仙岭为中心，面临大海。曲晓飞介绍说这一带现在多为大连各高校、研究所、疗养院所在地，未来还将填海12平方公里以扩充旅大软件产业带。这样一个以信息产业服务业为主，教育培训为辅的软件产业带已初具雏形。

　　软件产业带是大连市未来5年内发展的重点。曲晓飞说：目前还只是开始阶段，规模大的企业，比如IBM、GE、艾森哲等公司则安排在软件园内，小的放在七仙岭。“政府现在的工作是引导，为企业创造条件，如果企业能在这里能赚到钱，政府投资的价值将会放大，这个产业带的形成已是水到渠成。

　　曲晓飞预计旅大软件产业带的发展前景时表示：“软件园内现有软件工程师4000人，各类培训学校的学生近5000人，三年之后软件白领将达3万人，软件蓝领将达到4万人，同时，软件产业的发展，还会带动各种增值业务，加起来人员规模不会少于10万人。

　　官助民办

　　大连市政府划出7.1平方公里的土地，同时给予特殊政策支持，企业出钱修建软件园，并主导招商、开发、管理等事宜，这就是大连软件园的“官助民办”雏形。

　　现在“官助民办”的模式已经逐步走向成熟。杨冬特意带记者参观了为GE(通用公司)盖的楼。由GE提定制方案，要什么样的办公条件，什么样的物业管理，亿达提供财力，物力来设计、建筑、装修。

　　很多企业选择大连是由于大连的人才优势。在培养人才方面，大连走的是“官民联办”的路子，市科技局已经拿出了具体的计划。曲晓飞说：2003年，以科技局为主，软件园为辅，拿出500万元人民币，根据各个企业需求不同，定制人才。比如刚入园的IBM，大连软件园根据IBM需要多少人，什么样的人，什么时要等需求，科技局再委托软件园出面到大连理工大学等高校招大三、大四的学生进行培训，时间为半年或一年，然后进入IBM。

　　“这种培训有很强的针对性，比如所招的学生日语不好，那么就专门针对日语培训半年。”曲晓飞说道。

　　“有些地方的软件园都是划了大片地，以非常低的价格，或是赔本赚吆喝的方式来引进投资，亿达集团却有比较稳定的租赁业务，能够实现滚动的发展。”大连软件园总经理高炜向记者说。

　　记者曾采访过的其它地区软件园，发现有很多软件园没有想象中的那样招商引资，一大片土地上，有时候能看到孤零零的几个理发店和餐厅，与软件园本身定位很不相称。大连的“官助民办”模式无疑是一条出路。

　　借势日本

　　大连软件园现在共有130余家软件企业，其中日资背景的公司占了1/3。日本软件是大连软件园的重中之重。

　　大连曾经作过一项非正式的统计：解放前夕，大连有200万人，当时是70万人能讲日语，一直到改革之初，大连还有15万人能讲日语。

　　从历史上看，大连很早就与日本有交流，从100多年前的日俄战争后日本殖民开始，大连就是日本海外的基地。“早期城市规划，包括街区，都是日本人做的。一直到二战前，大连都是日本的殖民地，日本当时将其当成本土的延伸。”杨冬向记者介绍时说。

　　大连除了众所周知的海上交通具有优势之外，飞往日本的空中交通也不逊于上海，现有六家航空公司在大连都有航班直达日本。大连到达最近的日本城市福冈需两个小时，与到上海的距离一样，到东京需两个半小时。

　　日本软件业务外包，机会不止是大连，国内最大的软件企业是在北京、上海等地。但大连将成为对日本软件外包的前沿和门户。“做为门户，就是一手牵日本，一手牵国内，形成梯度的转移，通过这种方式将大连做成对日的IT战略门户。”高炜说。

　　“软件园属于大连市政府主导来做，所以我们需要整合东软、中软、创智、用友等国内强势软件企业的资源。它们做对日软件业务，首先会想到大连。”高炜向记者介绍说，“大连软件园可以帮国内的软件企业拿到日本的业务，这些软件企业可以在大连软件园内设立办事处，承接来自日本的业务，这就是门户作用。”

　　翻版印度

　　进驻大连软件园的企业一开始是为日本企业做代工，从信息服务开始。这种模式有点像印度早期与美国的模式，印度软件业也是从软件代工开始的。

　　信息服务业是高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大连具有成本优势。以GE为例：很多有关金融，财务方面的数据都是手写的，放在大连处理成电子文本或是数据库文件，再传到日本。

　　高炜认为GE会起到示范作用，比如戴尔、艾森哲都是看到GE在大连的成功运作模式之后也就决定过来了。“当大连的信息服务业做成品牌之后，世界500强公司将纷纷进驻大连，形成规模，带动大连整个城市的发展，到那时，IT门户就不止是一个概念了。”

　　高炜认为印度模式并不是十全十美的：一是印度没有自主知识产权，二是印度本国市场不够发达。

　　在这两点上，大连与印度也有相似之处：给日本作代工也没有自主知识产权，而国内的厂商，不但较美、日有差距，与印度相比，还有一大截需要追赶。

　　“我国软件产业的规模普遍不大够大，水平普遍不够高。一开始就想做自主知识产权，高附加值的软件，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目前没有并不代表永远没有，现在通过对日本做软件外包，更大的作用是煅炼队伍，按照国际的规范形成规模，积累财富、经验、人才。走过了这个过程，我们将来才有可能做高附加值的产品。”高炜说。

　　“制造业就是一个例子，中国开始做来料加工，但现在却成了世界制造中心。世界上软件需求最大的两个国家分别是美国、日本，前者占了40%，后者占了10%。印度、爱尔兰前期是通过外包美国软件业务的模式发展起来的，国内企业当前的实力与印度、爱尔兰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所以只能选择外包日本的软件业务。”

　　中国曾经希望通过做美国的外包业务，但成功很难。原因有二，一是美国和日本相比，日本更适于外包，第二是有印度这样一个强大竞争对手。高炜说，“大连四年前就对这些形势进行了分析，于是决定打造成为对日的IT战略门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