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12月，中国新闻社评出了"2002年度中国知识产权百强"，中国最大的电信设备企业华为以 111项发明专利、15项实用新型位居榜首；

　　一个月后，华为被全球最大的电信设备企业思科告上了法庭。

　　远隔重洋的诉讼再一次向中国企业提出了软件保护的问题。

　　有人说这是“叶落知秋”，也有评论认为“春江水暖”。无论观点如何，软件保护的重要性已经成为共识。

　　作为“赶超战略”的核心，稚嫩的民族软件业在成长的道路上，需要应对三重挑战：

　　一、 思想上：正心诚意，反击“盗版有理”论；

　　二、执法上：克服积弊，依法惩处各类侵权行为；

　　三、立法上：找准定位，推动软件企业可持续发展。

　　挑战之一："盗版有理"何时休？

　　知难行易。

　　曾经有人说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无论在立法上、宣传上，还是实际推动上，已经达到世界最高水平”。事实是：盗版猖獗、企业间的侵权行为难以得到控制，从源代码、技术文档到用户界面存在大量的抄袭行为，这些已是业界“公开的秘密”；另一方面，盗版者气焰之嚣张、理论之“先进”，倒是达到了“世界最高水平”。

　　一个有趣的问题是：为什么几年前开始的“盗版大讨论”缺乏建设性的结果？

　　在千奇百怪的假设和逻辑之下，盗版问题的讨论是无解的。纠缠的情感仅仅有利于制造思想的混乱。

　　知识产权要保护的是高科技企业还是盗版者，这是一切讨论的出发点。有些人绕来绕去，就是站在软件企业的对立面，兜售“侵权无罪、盗版有理”的“大法”。

　　应当指出：在讨论中，“公众利益”的概念没有得到澄清。一些人把盗版者的群体权益偷换成了“公众利益”，站在保护盗版者的立场攻击软件企业的合法权益，举着“法不责众”的招牌把"公共利益"当成侵权行为的保护伞和遮羞布；

　　另一个被滥用的词汇是“利益平衡”原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度”。在知识产权保护上接受什么样的“度”，取决于国情和目标。

　　揭开锅盖，黯然神伤。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的资料显示：2002年全年共有112088项国内专利和20313项国外专利获得授权，比值为 5：1；但国内专利中发明仅占 5.2%，其他均为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而国外专利中的发明比例为 76.9%，这样国内外发明的对比就倒了个，变成5854：15622，也就是 1：2.5；国内发明中技术含量较高的职务发明仅占 53.6%，而国外的职务发明比重达到96.2%，这样一来比值变成 3137：15021，近乎 1：5。

　　从5：1 到 1：5。这还仅仅是数量上的对比。

　　在一个知识产权严重不足的国家，大谈“滥用知识产权”对公众利益的“侵犯”，这算哪门子的“利益平衡”？

　　挑战之二：兑现版权保护的承诺

　　兑现版权保护的承诺，是克服了心理障碍之后的软件产业必须接受的第二重挑战。

　　版权也称著作权，是指作者对其创作的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享有的权利。版权是知识产权保护的初级形式，仅保护思想概念的表达形式，侵权成本低。当前软件产品以"文学作品"的身份受到版权保护，和杂技、魔术、玩具积木同列。

　　现状不如人意，集中表现在企业的维权难度大、打假成本高。从遥远的微软诉亚都案到方正诉高术案、《传奇》私服问题……软件企业得到的都是坏消息，盗版理论"蹬鼻子上脸"也就不难理解了。

　　从普通消费者到专业技术人员，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行径被戴上了大红花。小偷变成了"壮士"，强盗也就成了"盗火者普罗米修斯"。有人说中国的软件保护不能"超世界水平"，诚哉斯言。中国要想发展软件产业，软件保护当然不可能是"超世界水平"的 － 只不过，我指的是"超低水平"。

　　版权保护真是"不可完成的任务"？也不见得。

　　去年版权保护最大的亮点是一部叫做《英雄》的片子。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的发行和版权保护工作显然得到了"关照"。在首映后长达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人民群众踏破皮鞋、布鞋和拖鞋，在所有的盗版销售点都找不到《英雄》。

　　《英雄》的成功案例证明了一件事：打击盗版"非不能也"。这足以鼓励产品同样被刻成光碟贩卖的软件商们。但也有好事者这样理解：除了《英雄》，什么都可以盗 － 谁让你不是"英雄"哩？

　　挑战之三：明确软件的“终极地位”

　　从长期来看，软件保护需要从立法上明确"终极地位"。

　　与此相关，思科的诉讼暗示对软件技术的"专利保护"趋势，值得引起高度重视。

　　IOS 软件是思科的核心技术产品。在长长的诉讼材料中，思科起诉华为侵犯了思科IOS软件的源代码、文档、用户界面，至少侵犯了五项思科的专利。华为被指控侵犯了版权法、专利法、商业秘密法、商标法，诉讼覆盖了知识产权的各个领域。

　　最具争议的是：思科在列举证据后援引了华为某高层的一句话："世界上所有的领先设备供应商都是我们学习(learning)的榜样"。思科认为：所谓的"学习"就是华为无视思科知识产权的无耻(blatant)的复制和侵占。

　　学习 —— 其实是模仿 ——构成侵权，这个令人费解的罪名基于专利保护的逻辑。也就是说，思科对软件保护的要求超越了版权，逼近专利的水平。思科是否贪心不足？

　　这场诉讼的背景是：知识产权制度正在产生重大变革，计算机相关发明有可能受到强硬的"专利保护"。

　　专利是专利权的简称，是指由国家专利机关授予发明人、设计人或其所在单位对某项发明创造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专有权。专利权起初将软件明确排除在外。但在美国法院从立法精神上强调专利保护应及于"阳光下的一切人为事物"（anything under the sun that made by man）之后，1998年7月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对State Street Bank软件专利作出了经典判决，随后连续判了十多起电子商务的运营方法拥有专利权。在此问题上日本的立场正在向美国靠拢，欧洲人则习惯性地保持一个身位的距离。

　　计算机相关发明是工业产品，用商标、版权保护不是万全之策。版权保护的只是作品的表达形式及其复制问题，专利保护的是发明的技术构思及其应用。虽然专利授权的某些规定与商业软件的特点存在矛盾，但可以在版权保护与专利保护之间找到落点。

　　更重要的一点：不同国家的知识产权标准接近是大势所趋。

　　寻找突破口

　　思科起诉华为，使企业的侵权问题浮出水面。

　　很长时间内，侵权问题被简化成了最终用户的"盗版"问题。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了最终用户的"盗版"问题上，对于软件企业的侵权行为重视不足。

　　思科的诉讼使用了全面的知识产权保护手段，提示了全新的软件保护思路：从打击企业侵权入手，先易后难，超越盗版之争，分步解决软件侵权问题。

　　除了通用软件，应该加强对各类企业管理和行业应用软件的保护。他们的软件不一定在电脑城被传播，但是其源代码和技术文档同样需要法律的保护。形式各异的侵权行为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打断了研发成果市场化和资本积累的链条，软件企业备受困扰。在当前条件下，法律手段应该提上议事日程了。

　　我们期待知识产权成为中国企业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不能再越俎代庖，企业要加强自我保护。如果这次诉讼能帮助中国企业强化版权和专利意识，熟悉有效的法律手段规避风险、保护自己的劳动成果，就有可能"从坏事变成好事"。

　　丑媳妇总要见公婆。面对国际市场，中国企业要想摆脱被动局面，只有加强自主创新，闯过知识产权的"华山一条路"。从善若登，自古皆然。

　　费厄泼赖不应缓行

　　思科对华为的起诉吸引了众多高科技企业的关注，国内的舆论以"劝和"为主，有关部门尚未就此表态。

　　加强专利、版权和其他知识产权的保护是中国政府的严肃承诺。从年前的DVD 专利使用费纠纷，到本田摩托车外观设计案、近日审结的乐高玩具积木案，中外企业知识产权纠纷增多，这是发展民族产业的必经阶段。

　　知识产权保护的发展注定要饱受非议，时间也许能说明一切。

　　著作权法曾经做了二十二稿。当时一算，"拿来"的外国字典、小说一年要花上百亿元购买版权，舆论大为不平；专利法1985年讨论的时候同样引起一片哗然，被斥为"资产阶级法权"；1991年正式通过之后，人们感到：专利促进体系还不够，要继续扩大保护。

　　中国社会正在发生深刻的变革。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京、沪、粤等发达地区的各项知识产权指标正在向发达国家靠拢：中国企业开始申请国际专利，并赢得知识产权诉讼；广东企业的专利申请量每年增长 50％；2002年上海的专利申请量位居全国第二，职务发明的比重达 82.5%，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一倍。前文提过，国外专利的职务发明比重达96.2%。

　　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在发生变化。面对知识产权，抱怨、诅咒，或者临渊羡鱼，都不如退而结网。"风物长宜放眼量"，知识产权问题需要以战略眼光冷静应对，撒泼打滚、破罐子破摔的心态越来越没有市场。人们呼唤公平竞争，最担心的问题是："劣币驱逐良币"。

　　费厄泼赖不能再缓行了。

　　想起了NBA。

　　在全明星赛的最后三秒，面对"必须胜利"的乔丹奇迹般的投篮表演，西部队毫不手软、气势如虹地打进了第二个加时赛。我们的英雄失去了比赛，但比赛本身赢得了胜利。

　　西部队为什么胜利？因为他们是球员，他们努力打球，他们把球投到篮筐里。他们敬业、聪明、尊重规则，全心全意为球迷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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