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讨论了多年“比较优势”之后,中国企业似乎不再像几年前那样偏执于“核心技术”,而在成为“世界工厂”、打进“全球供应链”上拼命加劲。但制造这一轮儿能吃多久?“产业竞争力”、“地区竞争力”、“国家竞争力”是能够通过扶持“制造”出来的吗?
一切都可以制造
中国正在制造一切。
温州300多家打火机厂每年把5亿多只打火机销往海外,广东格兰仕把400万台微波炉装进国际货运集装箱,东莞小镇的电子厂忙碌地为IBM公司生产数万只PC插件,沃尔玛百货公司每年把100多亿美元的中国商品送到全球连锁商店……中国是全球80项产品制造的单项冠军,这些产品从拉链、摩托车、拖拉机等粗糙品,到钢琴和人造水晶等优雅商品。“制造业”在这个世界第6大经济与外贸国家里热火朝天,产值超过了GDP的40%。
10年前就开始孕育的“中国制造”已经历了两次升级,并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支撑”。在讨论了多年“比较优势”之后,中国企业似乎不再像几年前那样偏执于“核心技术”,而在成为“世界工厂”、打进“全球供应链”上拼命加劲。
普遍的舆论认为,中国企业成功地抓住了世界范围内正在进行的大规模产业转移的时机,利用跨国公司将制造基地转移到具有低成本优势的地区的机遇,得以培育和发展自身的竞争力。这可以说是中国企业第一次在全球分工当中找到明确的位置。如果说几年前还有人对以低成本取胜的格兰仕有些不屑的话,今天靠给国际手机巨头生产电池而保持令人艳羡的现金流的比亚迪,已经成为中国制造做到极致的神话。
而在这时,中国却有些惶惑了。
旧版本
差不多10年前,镜头中的中国:迷茫但充满憧憬的眼神,拥挤到卫生间都堆满人的火车,一群群衣衫破旧且皮肤粗糙的人流在京广线上涌动,他们受“南巡讲话”鼓舞,从全国各地奔向当时还颇现荒芜的广东。于是,一座座工厂,一幢幢高楼,和一批批商品飞快地诞生,带动着中国经济以最高年增长率达14%的速度轰隆隆前进。
廉价制造资源引起了外资注意。嗅觉敏感的日本——在“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之间摇摆惆怅的国家——推动了中国第一波制造业,以民用消费电子为主的一大批合资企业开始大规模组装日本产品,随后带动了IBM、西门子、大众、可口可乐等美欧厂商。与此同时,中国本地的低端制造业,则在拉链、服装、玩具等领域迅速扩散。
占总人口1/4的沿海地区百姓生活富裕起来,购买力上升,消费需求增大。但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如影相随,让中国在制造的高速路上奔跑的同时,不得不谨小慎微。
差不多5年前,几乎是一夜之间,全国各地的商业网点布满了来自江、浙的商人,他们瘦小、灵活,说话飞快,兜售着自己制造的大量西方国家淘汰或者缺乏竞争力的产品。但很快,中国的通货紧缩就使他们开始转向海外,“出口导向经济”成为内需疲软下,继续推动中国列车前进的主要动力。整个沿海都成了热火朝天的工厂。也就是那一年,1998年,瑞士IMD (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Development)《世界竞争力年鉴》将中国对制造业吸引力的排名提升到第30位。
如今,飞机穿梭在北京、上海和深圳之间,京广、京沪和京九都成了繁忙的铁路线。西装革履的年轻人提着的笔记本除了IBM,也开始有了联想的品牌;而家里的电器则不仅仅是松下,更多的往往是长虹和TCL;打工妹们曾经“笨拙”的手脚,现在已经可以将很小的电阻器准确的焊接在电路板上了。前两轮“中国制造”形成了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厦漳泉、辽东、胶东6大经济地带,并给国民经济带来深远影响。现在,90%的跨国公司将在中国设立机构,80%的500强公司投资中国;70%的NEC计算机和35%的西门子手机都源自中国制造;摩根斯坦利研究报告表明,2002年平均每天就有1.42亿美元投资到中国。
老症状
制造业已经在中国经历了两次升级,像薛这样的民营企业家则不断更新着自己的财富量级,并和中国制造业一起站在了又一次升级的门槛上。
薛是广东东莞一家大IT代工厂商的老板,他还有很多头衔,从官员到富豪。“中国制造”让他富得很快,可以喝很贵的酒,抽很贵的烟,兴建可以把轿车开进去的“大夜总会”。他的工厂雇佣着数万名工人,修建了自用电站、水厂、学校等,俨然一个小社会。中国的6大经济带上聚集着一大批这样的新近崛起的商人,他们是中国制造的“顶梁柱”。
但即便是5年前,薛还必须和自己的太太一起,在车间中督促着工人劳作,穿着和工人一样蘸满油渍且制式并不统一的工作服。公司发展很快,不断接到海外大型IT企业的定单。于是,薛不断地购买国外最先进也最昂贵的设备,以及聘任从湖南、四川等内地城市涌过来的廉价劳动力。
薛的工厂对工人很严格,加班加点也要按时交货,但他的管理者们并不研究韦尔奇。工厂的厂房一角堆着小山似的零部件,工人上厕所时都要经过,嫌麻烦的就在此方便。这些工厂常为日本的公司制造产品,但是却用不着懂TQM(全面质量管理)、SCM(供应链管理),也用不着努力研究“超环保厂房”。许多工人有超强的视力,用眼睛一看就知道涂漆表面的瑕疵,不用光测仪。
薛的工厂所生产的产品,被外商贴上标签后,价格翻了几倍,薛曾经有些不忿,甚至考虑生产自有品牌的商品。但仅仅停留在设想阶段,就被警告涉嫌侵权。缺乏核心技术是中国制造的普遍难题。中国是世界上生产DVD机最多的国家(2002年共生产2000万台),并且大量出口,但是却一直不是世界DVD产品技术标准制定者,并且为此支付高昂的专利费。一些家电公司出口彩电的利润率比蜡烛还低。长三角地区的制造业公司,几乎没有几家净利润超过7000万美元,还必须从赚到的钱里拿出很大一笔购买外资公司紧紧控制着的核心零部件,它们都很昂贵。日本在中国制造的产品中,就有40%的零部件来自日本。
在外人眼里,薛已经做得很大,但他心里明白,就在他工厂旁边的不远处,和他规模相当的外资制造公司,产值却是他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自己的企业依靠的仅仅是劳动力的堆砌,从而提高公司的整体效益。“中国制造”的群体里大多是外资公司,并且领衔唱主角,同样是摩根斯坦利的研究报告显示,它们占到中国制造业总产值的60%。
于是,尽管中国各地政府和许多投资者仍在努力推动制造业,但是位居全球第四的中国制造业总量仍然很小,它是美国的1/5,日本的1/4。但“中国制造”使外资公司的产品在中国市场快速推广,并得到认同,这迫使许多中国的国有制造企业的产品销路不畅、倒闭关门、工人下岗……
因此,专家们认为政府不能只考虑GDP(国内生产总值),还要考虑GNP(国民生产总值),因为GNP更直接决定中国国民的收入和购买力,以及内需市场。来自国家计委的数据表明,2002年中国消费指数又下降了0.9%,内需拉动效果不明显,使中国制造业更加依赖于出口。
薛现在很少到车间,而是参加很多高级别的会议。那里名流群集,他经常谈论着高科技,并强调知识产权,但自己的工厂仍旧在干着原始的“力气活”。
新景象
不过,一些逐渐浮现的新景象会打消许多人对“中国制造”前途的悲观,越来越多的跨国资本开始在中国投资研发机构,这将带动中国的制造业升级。
松下电器公司就是一例,这个公司在中国开办了40多家工厂,生产几乎所有的消费电子,并逐渐发现了一些规律:中国很多的大学毕业生掌握了松下需要的专业技术;每月支付4000元人民币就可以雇佣到大批研究人员;中国有许多供技术研发使用的材料;一些中国公司需要外国研发中心提供的外包服务……松下立即决定在中国的北京和苏州成立两个研发中心。
像松下一样,包括LG、GE、英特尔等200多家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了研发中心。中国的研发吸引力还将持续上升,它拥有位列世界第二位的研发人员数量,拥有比日本还多的博士,以及和美国数量接近的理工科毕业生,而且在中国只需花1.5万美元的年薪就可以雇佣一个高级工程师。
中国政府同样在推动“研发热潮”,据美国《商业周刊》报道,政府投入研发的开支已经占到GDP总量的1%,约1000亿元。
于是,曾经带动珠三角和长三角兴起的制造业,开始向厦漳泉地带、长三角、京津溏、辽东半岛和胶东半岛扩散。各地政府因地制宜地发挥了比较优势,辽东半岛重点针对南韩投资,胶东半岛则针对日本投资,厦漳泉地区则是距离东南亚和台湾省距离较近。戴尔计算机公司利用各个地域的不同优势,进行了自己的整体
布局:工厂设在厦门,研发中心在上海,而营运中心则扎根大连。
现在,一些专家更是认为,政府应该积极引导中国制造业投资迁徙到中部和西部。
在外资公司将技术逐渐移进内地的同时,像联想这种依靠传统制造业起家的内地公司则开始把一些笔记本产品外包给台湾的某些公司生产。海尔集团则在包括美国和意大利在内的国家设立了13家工厂,以生产一些价格便宜的冰箱和小巧的酒柜等。中国其它从事制造业的公司比如中兴、春兰、厦华、远大也打算在海外开办工厂,这包括成本更廉价的地区如印度、越南、中东等,也可能是欧洲和北美。浙江省的纳爱斯集团,长期以来就是委托宝洁、联合利华以及汉高公司在中国的工厂为其生产雕牌洗衣粉、肥皂等。它们让其它的中国公司觉得有信心走出去,而不是只给别人生产商品。
最可喜的新景象算是中国的制造业开始向高端努力。以前许多外资公司不把任何核心技术带到中国,它们在合资工厂里生产那些技术门槛很低的产品。结果呢?许多中国小公司就可以迅速模仿这些技术含量较低的产品,并且以极低价格占领市场,将它们打败。早期本田公司在摩托车行业就吃过类似的亏。因此,许多外资公司开始将一些原创技术转移过来,或者专为中国市场设计产品,这给中国制造业提供了学习的机会。
在学习技术的同时,一些公司希望做出自己的品牌,像韩国三星电子、台湾捷安特自行车那样从代工起步直至成为统领全球的一流品牌。广东的格兰仕(GRANZ)就要求外国客户,在每一笔代工合同中,保证30%的产品贴上格兰仕品牌在海外销售,结果很多欧洲顾客喜欢上了“GRANZ”。
大布局
制造业仍会率领中国经济一路高歌吗?
中国政府特别强调了制造业在经济发展中的“支撑”地位。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制造业就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唯一引擎,因为在战略的层次上,中国制造业有着成长的约束。
况且,关于流行的打造“国际竞争力”的说法,还有很多疑问没有得到答案:中国在制造上的比较优势能吃多少年?没有核心竞争力的时候想拥有,一旦有了核心竞争力,还是要被质疑:以后怎么办?最近有关中国企业应该在核心技术方面有所求的说法又多了起来,而樊纲等经济学者认为这种人为的“离制造业”(工业发展先以重、化工业为主,然后向加工工业转移,并发展到技术密集化的阶段)非常容易感染“产业空心化”病——原有优势产业衰退,向别的国家转移,新的产业还不填补不上剩下的缺口。
上海市的人均收入已经高于泰国、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接近于马来西亚。近几年来,跨国公司不断给中国工人增加工资,中国制造业集中的地区,土地和办公设施的租金也在上涨,一些中型的投资商已经“望沪却步”。
东南亚地区各国政府则希望通过东盟,逐渐打破贸易壁垒,建立一个有5亿人口的巨大消费市场,以期在吸引外资方面和中国抗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