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大多跨国公司的业务重点并不在中国。例如，索尼中国工厂的产量只占全球产量的10%。几年来日本对华投资的增幅为4.6%，远小于对美国的20%、欧洲的30%、亚洲“四小龙”的6.7%以及东盟5国的7.5%。去年，松下电器还开始把一部分出口美国的摄像机生产从中国重新搬回日本，目的是缩小物流和时间成本。
中国昌盛一时的制造业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的一切。有人认为，这个庞大经济体真正缺失的不是那些经过简单培训就可以把电子零件焊接到松下集成电路板上，或者把纽扣钉在“李维斯”牛仔裤上的那些“打工妹”。中国缺乏牙医、精算师、保险经纪人、银行家、教授、物流专家、会计师、律师、咨询师等等。但是，中国仍紧紧控制这一利润较高的领地，外资不得轻易进入。中国封闭服务业的政策，使国内一大批从事该产业的公司从外国制造业资本家那里获取大量的可观收益，中国希望通过这一点控制“国际收支平衡”，而不是“国际贸易平衡”。大多的跨国制造公司眼下还被拒绝在它们的“天然群居链”之外，一直为它们服务的伙伴们(像大通银行)在大门外焦急地等待，垂涎欲滴。在他们眼中，那才是中国真正的未来市场所在。
除了服务业，新一届中国政府可能会对“老大难”的农业问题动动手术，这个典型的农业大国为什么就不能搞出英国牛肉、荷兰花卉、法国葡萄酒、加拿大小麦这样农业模式呢？政府还应该在基础资源行业、金融业等方面多下工夫。一些专家认为，“西部大开发”仍然是未来中国重要的经济赌注。当然，上述一切都需要艰难的过程，因此眼下都还不足以怀疑和替代“中国制造”。
是研发高新技术？是在国外巨头进来之前提升自己的服务业？还是寻找别的什么出路？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从学界到企业界，这个讨论一直没有结果。值得思考的是，中国的制造业最初是从自然形成的“草根”时代走出来的，如今成了气候，但当年并没有得到太多明确的扶持。“产业竞争力”、“地区竞争力”、“国家竞争力”是能够通过扶持“制造”出来的吗？似乎也要打个问号。
这些问题同时又和中国加入WTO后渐次开放的态势所带来的紧迫感及复杂变化纠结在一起，使得推导和求解变得越来越不可能。如果放远一点看，“国家竞争力”这一概念的流行让这个世界上的人们认为，国家间存在着类似于企业那样的竞争，也就是说，“国家好比一个大企业”的概念被大部分人接受了。因此，大家在孜孜不倦地试图定义国家竞争力的同时，还传播着“威胁论”的说法，前一段时间中国和印度软件业的“相互恐惧”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看到所有这些，难免会觉得简单地从某项优势推导出应该如何定政策的逻辑很难让人完全信服，毕竟这个世界是一个充满了反馈关系的复杂网络，而不是一个只有单向效应的简单链条。刚刚进入这个大网当中，我们还有太多问题没搞明白。还是一位经济学者说的实在：当今中国瞬息万变，匆忙做出结论，远不如忠实记录有价值。
许多“中国制造”产量列全球第一(2002年)
产品数量
普通家电 5亿多台
显示器 4590万台
一次性电池 170亿只
变压器 4亿件
棉布 290亿米
服装 200亿件
皮鞋 24亿双
维生素 C4.8万吨
日用陶瓷 120亿件
人造水晶 770吨
青霉素 1.9万吨
集装箱 153万标箱
缝纫机 865万台
摩托车 1041万辆
玩具 500亿只
拉链 160亿米
拖拉机 210万台
钢琴 26.5万架
打火机 6亿只
塑料鞋 5亿只
自行车 2902万辆
微型汽车 80万辆
电脑键盘 1800万台
微特电机 30亿台
钟表 15亿只
照相机 5962万台
碎纸机 229万台
羊皮 4000万张
数字程控交换机 3000万线
资料来源：科技日报
“中国研发”重新吸引外国资本
通用电器：投资2000万美元在上海建立了中国研发中心，将于2003年5月正式运营。
阿尔卡特：上海贝尔阿尔卡特研究与创新中心2002年12月在上海正式成立，是阿尔卡特全球六大研发中心之一，也是阿尔卡特在亚太地区第一个研发机构。
英特尔：1996年在上海成立英特尔中国软件实验室，1998年5月北京成立英特尔中国研究中心。
松下：2001年1月成立北京研发中心，2002年4月成立苏州研发中心。
微软：1998年11月成立微软中国研究院，2001年更名为微软亚洲研究院。
戴尔：2002年7月在上海设立了中国设计中心。
惠普：2002年5月，新惠普在中国成立了规模较大的中国软件研发中心，它在全球仅有4个这样的机构。
爱立信：2002年5月在北京成立中国研究总院，整合了六大研发中心和项目资源。
Oracle：2002年10月在深圳成立了一个软件研究中心。
诺基亚：1998年成立中国研发中心。（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