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信，关于移动，关于联通，我们写过若干文章，可惜，“有关部门”的裁决从来没有对我们有利过。无论横切，还是竖砍，他们的刀子下面，消费者最后总是牺牲品。

　　垄断——计划经济思路的产物

　　看完我昨天那个文章之后，一位作者这样评论：“从消费者的角度考虑，笔者确实也非常赞成小灵通的发展，至少可以多一种低廉的无线通信服务方式。但是任何事物都是有利有弊，移动和联通在资费上的盲目跟进，必然导致业绩下滑和服务质量降低。移动和联通在股市的表现一直不尽如人意，其很大原因就是ARPU的持续降低。”

　　单单就这句话来看，一点毛病都没有，很理性很理性的分析。就在这个理性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观点：为什么我们必须严格控制小灵通的发展？因为采用了小灵通就会带累“移动和联通在股市的表现”。我不明白，是关系到一个小集团利益的“移动和联通在股市的表现”重要，还是数以亿计的普通消费者的切身利益重要？

　　就我们看到的事实来看，无疑那些“相关部门”的利益和“移动和联通在股市的表现”是一致的。所以，才有了小灵通的难产，北京的小灵通放号还要偷偷摸摸，所以，才有了手机单向收费的“望断天涯路”；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太多，数不胜数。归根到底，就是部门利益集团利益在作怪，事情甚至到了这个地步：中国电信的某高层曾经义愤填膺地说“我恨死垄断了”，因为，他们没有拿到无线通讯业务的牌照。

　　事实就是这样，国家的利益被当作了利益集团分割消费者剩余的挡箭牌，任何有利于消费者而不利于自己的技术都会被斥之为破坏消费环境，或者找出种种的借口阻止之。有的人甚至提出了这样的观点：“仅仅作为过渡产物的小灵通前景并非一片光明，如果一窝蜂般重复这种低技术含量的建设，日后将会带来巨大的资源浪费和难以控制的损失。如果运营商看不到这种前景，政府部门的计划经济手段将非常必要。”

　　这种思路我们在五十几年前就很熟悉，那时候我们的国家建设就纯粹是这种思路，苏联的集体农庄就是这种思路的产物。想不到时至今日，仍然有人抱着这种思路不放，认为一个国家的智力可以高超到控制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从而使社会资源的利用达到最优。可惜，从1978年开始，我们早已经放弃了这种计划经济的思路，对这种思路的放弃给我们的社会生活带来了莫大的好处。

　　一个纯粹的企业，成功和失败都在于自己的经营管理状况。如果为了自己的生存就限制对手的竞争，那还叫什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关键——国有资产监管角色的缺失

　　在这一系列的事件中，一个词语非常刺目：低价恶性竞争。“恶性竞争”这个词语我们已经看到很多，最近流行的一个词语组合就是“小灵通搅局”“手机资费恶性竞争”，小灵通被可怜巴巴的定位成了草寇一样的搅局者。

　　这里面有好几个问题值得商榷。第一，小灵通的资费问题。小灵通很大程度上利用了原来沉淀的固话网络资源，在资费上先天存在优势，一个低廉的价格是顺理成章。据业内人士透露，现在的小灵通铺设成本比铺固定电话还要低，这无疑是小灵通生存的最大资本。

　　第二，手机的资费问题。笔者的老家，在今年春节的时候，曾经推出了月租15元，一分钟一毛一的套餐。相对于以前，资费的下降简直可以说“飞流直下三千尺”。那么，这个成本怎么说？如果他们是赔本做，那就是挥霍国家资产，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如果还有的赚，那他们以前取得的是不是垄断利润，是不是“可以使人冒着绞首的危险”的超额利润？

　　从第二条，又可以推断出两点：如果挥霍国家资产得不到法律的制裁（我还真没见过那个电信公司的老总因为发动价格战被判刑），那我们其他的国有资产是不是也面临着这样被挥霍的危险？如果它们赚取的利润是垄断利润，那我们老百姓的利益又怎么办，谁来维护我们的权益？

　　博弈——我们是牺牲品

　　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讲，消费者都是实实在在的牺牲品，沦为了利益集团博弈的工具。

　　我们电信的官员张嘴就是：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好的通讯网络，我们的通讯事业得到了快速发展，并且很是为之自豪。消费者说：你们的事业花的是我的钱，我曾经为固定电话掏过7000块钱的初装费。

　　现在，他们还是跟外国人吹这个：我们的通讯网络是世界上最好的，中移动是世界上效益最好的公司之一，欧洲的电信企业都破产了，我们纹丝没动。消费者说：你们的背后是强大的中国，你们的消费者是世界上最弱势的消费者群体，他们以世界排名100位以后的人均收入养活了世界上效益最好的电信企业和世界上技术最先进（成本最高）的通讯网络，这就是你们大声标榜的公平。

　　直到现在，我的文字仍然不能不为这些集团的无耻感到愤怒，我无法在文字里保持平静和文质彬彬。看哪，看哪，就是那些满口礼义道德的家伙，用理性和国家利益迷惑了我们的头脑，让我们情愿或不情愿的付出高昂的费用。

　　这就是利益集团的公平和理性。

　　这样的情形不改变，我们实在和那些案板上的鱼肉没什么区别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