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市场从来都是硝烟弥漫，不久前，软件强国印度又叩响了中国的大门，它预示着一场新的搏战就在眼前——

　　据悉，印度36家软件企业将集体落户烟台，建立“世纪东方软件园”，又悉，软件园还未开工，印度开发的汉化软件产品已新鲜出炉，“印度软件虎”的用意显而易见————力图称雄中国、韩国、日本这三个以象形文字为依托的软件市场。这使中国软件业不免心生冷汗。

　　正当我们还在比较着软件之印度模式和中国模式的时候，正当我们还对印度成为所谓“世界软件第二”有点酸葡萄心理的时候，印度虎已经来了，来抢占我们并不宽裕的软件市场。人们会问，中国软件，你准备好了吗？

　　一问：模式选好了吗？

　　论印度的综合国力、信息化水平目前尚没有中国强大，而印度却成了“世界软件第二”，的确让人有点不服气。但据专家分析，实际上印度软件远排不上世界第二，只是出口额略领先一些，德国一家SAP公司的销售额就能和印度全国的软件销售额相比肩，印度单纯的“订单式的软件外包”，作为一个产业模式并不足取，一旦美国经济出现问题，它就会受影响，当然这也是印度移师中国瞄准亚洲市场的一个原因。

　　所以说，印度并不是我们可以效仿的唯一或最好的摹本。据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所长李明树介绍，目前世界上软件产业的几个典型发展模式有美国模式————全面型，既有技术又有市场；爱尔兰模式————由于欧洲语言体系复杂，包括美国的许多出口软件在爱尔兰进行本地化，被称为“欧洲的桥头堡”，爱尔兰当之无愧；日本模式————主要以国内市场为主；印度模式————典型的订单式外包。

　　那么我们应该选择哪一种模式？李明树给出的答案是：日本模式加印度模式，目标是美国模式。“十六大报告提出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国家在宏观的思路上很明确————工业体系的信息化是建立在我们市场需求基础上，这就给软件很大的增长空间。”所以，以国内市场为主的日本模式可以参照；同时，“软件很像文化，不可能抛开世界软件发展的大趋势单搞一套，我们也要做些外包，而且通过外包，也可以学习国外的先进管理体系和技术体系。”所以，订单式外包的印度模式我们也不应该拒绝。

　　二问：业绩该怎样评价？

　　据计世资讯统计，2002年中国IT产业增长率仅为11%，创下近年来增长率新低。但与硬件的颓势相比，软件则独树一帜，2002年中国管理软件市场年销售总额达到了86.5亿元，增长速度超过了33%。当年，中国还成为世界第二大PC市场、世界第二大网民数量拥有国，这些都给中国软件业以无限的遐想。

　　但李明树所长指出，中国软件产业的数字背后也有隐忧，其增长的含金量值得商榷。截止到2002年，全国的软件企业有6000多家，但人数在1000人以上的软件大户屈指可数，人数在50人以下的倒是占了70%以上。我国很多的软件企业大多停留在小作坊的模式中，且软件产品主要集中在产业链的低端————辅助型和外挂式的产品阶段。“由于核心技术不是自己的，挣的利润很微薄。”大家都在疲于接订单，然后是简单的技术集成。微软有3万员工、甲骨文有5万员工，而他们所从事的软件产业却很专一。比较之下，中国著名的东大阿尔派近5000员工，却什么都作，“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东软也是没办法，一个不成熟的市场竞争把东软逼到这个地步。东软的强项在社保和医疗领域的系统软件上，但它为了竞争只能全盘兼顾。”微软的现金流保持在几百亿美元，而我们的上市软件公司的财务报表中，利润率不足10%的例子比比皆是，这一利润率与“智力密集”型的软件产业极不匹配。　

　　三问：人才储备好了吗？

　　据预测，在未来数年内，中国高校的软件学院与其他培训机构每年约能提供10万软件人才。可这种学历教育教出来的不见得就真是适应时代潮流的“软件专才”。我国目前的软件专业教学尚不理想。在国外，软件专业的大学生，每年要写10000行计算机代码进行实践和创作。而我国的一些软件专业学生连上机都困难，遑论10000行代码？而且相对于应用性软件人才，关键的基础性软件人才短缺。像软件企业疲于拿各种小订单一样，软件专业的学生也在疲于学着各种新计算机语言，考了好多所谓的“认证”，但常常难有一门精通的专长。中国最需要的是大量的有经验的系统构架师或首席技术官，“而我们充其量只有几个manager”。

　　只有大量本科学历的“软件专才”

　　从软件“蓝领”的地位中挣脱出来，中国软件产业也才能从世界上的“蓝领”地位中脱颖而出。而这要加强的不仅是软件专业的大学教育和锻炼，还要大规模的建立软件“蓝领”的职业教育。

　　四问：产业链条成形了吗？

　　有人说，农业是生存问题，而信息化是发展问题，所以信息化过程要和我国产业发展步伐配套，推进过快，市场完全放开，那么一些大的、成熟的、系统的软件项目一定是由外国大公司拔得头筹！那么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李明树所长又一次向记者强调了“体系”，“体系也可以理解为‘链条’，不同的环节有不同的人去做。中科院软件所应该定位在基础性、前瞻性环节上，市场应用性环节应交给软件企业。”所以做好科学规划，建立一个均衡健康的软件产业体系势在必行。但显然这并不是一蹴而就，靠行政命令能够解决的事情。目前我国软件产业的价值链还有些混乱，为了争到一个大订单，企业只好，拿来国外核心技术，赶紧集成；而软件所这样的国家基础性研究机构的成果出来后，却不能得到很好的应用和试验，被束之高阁。我国科研院所和企业之间链条的缺失带来的更可怕的结果是，我们的企业和国外公司在一来二去中形成了相互依存的关系。

　　然而，时间不等人，中国的信息化能等到中国软件链条达到成熟的那一天吗？

　　五问：研发动力强劲吗？

　　据记者观察，时下中国软件产业非常棘手且又致命的问题是————企业研发动力的缺失。公平的讲，政府所能给予的政策环境已经很宽松了。2000年6月国务院发布了“18号文件”，即《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据说有许多属于硬件产品商的也因为其软件部分而大沾其光，李明树所长认为，国家从宏观上给了软件企业一个非常好的发展环境。但疲于接单的众多软件企业在享受优惠政策的同时，其研发动力并没有日益强劲。专家指出，其原因从微观上讲，要解决企业内部的激励机制和企业文化；从大环境上讲，国家在政策上还应有一定的激励措施。

　　以抵税政策为例，如果我们能将企业营业额的10%或20%拿出来，抵一部分企业税，规定企业必须拿这部分钱去搞研发，企业的研发动力就落到了实处。在国外，这种抵税政策的实现形式多种多样。例如微软总要拿出一部分钱捐赠给大学或实验室，这些“善款”也是从抵税中来。一方面企业的研发领域和视野进一步拓宽，另一方面也为企业准备了技术后备军，这样就能使产业链条无形中连起来了。（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