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二级架构的同一过程,中移动与集团公司之间也将从“兄弟关系”转为“母子关系”。退一步后,如何才能进两步?
董事会变阵
中国移动(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移动”)或许并不总希望投资者注意到它的所有变化。
今年3月18日,2002年财务报告发布会上,中移动像以往一样向外界宣布了其业绩:收入达到1286亿元,比2001年(下同)增长了28%;扣除利息、税务、折旧和摊销前收入(EBITDA)达到773亿元,增长28%;净利润达到327亿元,增长17%;每股盈利达到1.71元,增长13%。虽然利润增长幅度相比收入增长较为平缓,但在全球电信业低速发展的背景之下,身为世界第一大电信运营商,拥有1.2亿用户的中移动的成绩的确相当醒目。
公布业绩的同时,股价持续低迷的中移动不忘给投资者一些惊喜:每股0.32港元的分红不仅额度颇高,更是其1997年10月上市以来首次派发股息。对于一家逐渐从业务高速扩张转向稳定收入的企业而言,这一决策来得正是时候。
相形之下,一个更具实质性的变动被有意无意地淡化了——中移动进行了近几年来规模最大的董事会成员调整。
就在发布财务报告的同时,中移动公告称,其母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下称“集团公司”)总经理张立贵,以及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李跃、鲁向东首次进入了上市公司董事会。其中张立贵担任非执行董事;李跃协助行政总裁王晓初管理公司网络、计划等工作;鲁向东则协助行政总裁负责市场经营、数据、计费清算及企业合作等工作。此外,1998年8月进入中移动董事会的江苏移动通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何宁,则成为上市公司副总经理,负责本公司行政事务、投资者关系和媒体关系的工作。
与此同时,原来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福建移动、河南移动及海南移动通信有限责任公司三个子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刘平、原建国及魏一平则辞去各自的董事职务。
这份名单显然意味深长。除了人事的微妙变化外,在业内人士看来,这甚至意味着对中国移动集团公司和上市公司管理架构的重新安排,即原来曾经作为一级独立管理实体的红筹公司职能已逐渐淡化,取而代之的将是来自集团公司的垂直管理。
奇特的架构
在诸多红筹上市公司中,中移动的人事架构向来独特。
由于大型国有企业海外上市时采取的多为资产剥离、分期注入的模式,主要领导同一化的现象也比较普遍。一般是母公司总经理任上市公司董事长,而上市公司总经理同时在母公司兼任副职,在实践中两家公司的财务、人事和公司战略均出自同一个决策中心。这种模式虽然在市场投资者看来难以摆脱关联交易和利益冲突之嫌,但既然大型国企们大股东地位岿然,这种公司治理结构的缺陷只能是必须接受的现实。因而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中国石油和中国石化莫不如此,特别是中国石化和中国联通,其母公司、香港上市公司和内地上市公司管理层完全同构,彼此莫辨。
然而中移动的情况却远为复杂。1997年中国移动上市——当时叫做中国电信(香港),仅仅拥有广东、浙江邮电管理局旗下的移动资产——之初,电信改革尚未全盘启动。当时的邮电部在香港设立的天波公司拥有其51%股份,中国电信总局拥有其49%的股份,由石萃鸣担任董事长。然而这时的上市公司更多承担的是投资者关系职能,仅仅是一张public face(公共面孔)和融资窗口,真正的业务管理职能还要由广东、浙江两省邮电管理局局长(同时兼任上市公司省分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执行。
1999年3月,原天津电信管理局局长王晓初担任中移动董事长后不久,中国电信业分拆大幕徐徐拉开。2000年初,中国电信和天波公司的股权均转给刚刚组建的中国移动集团公司,地方邮电管理局则与企业脱钩。按照中国改革的惯常逻辑,中国移动上市公司一般也会将旗下资产的管理权转移到集团公司,集团公司与上市公司的管理层合而为一。
然而机缘巧合,上市公司和母公司的两层管理框架最终保留下来,并未互相取代:原电信总局局长张立贵出任集团公司总经理,王晓初继续担任中移动董事长、首席执行官(CEO)和集团公司副总经理。自此上市公司不再囿于融资窗口职能,在一定程度上接管了各省资产的实际管理权。上市公司完全可以召集各省公司负责人召开董事会,进行具体业务的讨论,并一手把握旗下所有省份的财务报表,这些都曾在移动集团内部引起不和谐之音。
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是,在去年召开的“十六大”上,作为电信业龙头的中国移动居然未有一人出任中央(候补)委员或中纪委委员——联通CEO王建宙、中国电信CEO常小兵均为中纪委委员。一种在坊间流传很久的说法是,王晓初并非移动集团上报的人选,代替他的是另一名副总经理,最后未能当选。
随着中移动连续大手笔的收购行动(先是2001年的辽宁等七省资产大收购,接下来是2002年7月收购安徽等八省移动),移动集团和上市公司的资产边界日渐重合——中移动辖下各省总收入达到集团总收入的90%—— 移动集团与上市公司的权限划分也日趋微妙。
在人事变动频仍的2003年之春,中移动董事会的新名单包含了太多内容。据了解,在今年3月,王晓初就曾告知香港一些基金经理及分析员,他将于近期把工作重心从香港转移至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总部所在地北京,理由是在去年收购安徽等八省业务之后,其管理事务越发繁忙,回到北京更适于全面处理各种工作。
透过中移动新的人事安排,不难发现,尽管王晓初仍然担任中移动董事长、集团公司副总经理的职务,但随着集团公司管理层全面进入上市公司董事会,后者作为一级实体的实际管理权限已大为改观:王晓初原来负责的投资者关系等职能已被分解到各副职手中。更有个中人士透露,目前上市公司各省分公司的财务报表已直接报送集团公司,战略决策、人事等权限也收归集团公司管理层,上市公司似乎又回到了public face的角色。
“总裁负责全面事务,每个副总都应该有自己的分工,这十分正常,”中移动专门负责与国内媒体沟通的发言人刘平如此告诉《财经》,他还表示:“从未听说王晓初将要回到集团。这方面的问题你们应该去问集团的负责人。”
中移动的小心谨慎是可以理解的。3月初中移动股价的大幅波动仍令人心有余悸:3月7日香港媒体一篇谈及中移动董事长王晓初可能接替即将退休的杨贤足出任联通董事长的报道,曾令中移动股价在开盘后的15分钟内,从开盘价17港元跌至四年半以来最低的15.55港元,片刻蒸发市值236亿港元。直到三天之后王晓初通过电子邮件形式对外澄清才稳住市场,中移动总共减少市值285亿港元。
无论如何,人事变动都是资本市场的敏感话题。王晓初作为中移动多年来的领军人物,为中移动在海外投资者心目中确立良好形象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他个人机智、坦诚的行事风格亦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最为关键的,他在基金经理及分析师中留下了“熟悉海外资本市场规则”与“在意投资者利益”的口碑,这也构成了中移动基本面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