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天纵的职业生涯,是一段可以与中国IT产业发展历程参照阅读的人生
跨国公司中国区负责人是一个令人艳羡的位置。不过这个职位的“阵亡率”很高,不少职业经理人在很多跨国公司雇主间游走,哪一家也呆不长,走马灯一样。在程天纵看来,降低“阵亡率”关键是要把公司发展、个人职业规划和中国市场本身的成长捆绑在一起。从惠普到德州仪器,他似乎一直在这样走。
再造中国惠普
为就任惠普中国公司总经理,程天纵和惠普公司用了四年时间来准备。1988年,程天纵离开台湾,被派到香港,任惠普远东区市场部总经理一职,丰富他的国际化市场经验。两年后他被调至美国总部担任洲际业务开发经理,并被安排到美国圣塔克拉拉大学攻读MBA。
1992年1月,程天纵来到北京。两年的香港远东区工作经验和两年美国总部职业生涯,加上MBA的苦修,让他觉得仿佛被灌上多家功力,修得一身好武功,就等着大显身手了。
然而,初次发力,程就用错办法。
刚到中国惠普时,程设立“自我学习中心”,投资十几万美元买来电视、录像带、电脑等设备,让员工下班后可以自行进修。但三个月过去,“自我学习中心”无人光顾!他推行“员工意见箱”,鼓励大家对公司提出好建议,但六个月过去,“意见箱”内满是尘土!这些MBA课堂上传授的常规做法,在刚刚开始实行市场经济的中国完全行不通。
制度易定,但遵守制度的人却要经过长期培训。程在惠普的改革从培训人起步。他将人的培训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自我约束:不做不该做的事情,具体到惠普就是不要违反法律和公司规定;第二阶段是自我管理:做好职务要求中的具体工作,至少能“扫清自家门前雪”;第三阶段是自我激励:员工在做好自己工作的基础上去帮助别人,这在需要团队协作的大型企业中分外重要;第四阶段是自我学习:进入此阶段的员工,能够不断学习,创新进步。
中国惠普是合资企业,早期的企业氛围与国企无异。公司80%的员工还处于“公”、“私”不分的自我约束阶段,而程基于自我激励建立的“员工意见箱”,基于自我学习建立的“学习中心”自然显得好高骛远,过于超前。
程天纵意识到,在这一阶段,“精神文明建设”是真正重要的工作。在内部培训上,他从基本的商业道德教起,告诉员工何为公、何为私,惠普公司的商业道德标准是什么。在外部,程建立防堵机制。为了贯彻不收回扣的原则,他召集惠普供应商签定承诺书,规定如果他们主动贿赂惠普员工,一旦被查到,惠普将永不与其做生意,同时还要将名单公布到美国商会。在实践中,对“不守规矩”的员工,程毫不心软,以解聘相胁。任职前三年,程“大开杀戒”,解雇了四、五十人,还曾把广州分公司全体解聘,半年后重新组建。
在诸多手段中,程天纵最亲力亲为的是员工薪金制度改革。当时惠普员工的平均工资是600元人民币,无法与外商独资企业匹敌。不过薪资改革十分困难,合资公司中的中方股东不允许员工的工资水平提得太高,劳动部也规定合资企业薪资封顶。在薪资上难有作为,程决定用“出国培训”来提升员工的价值。大多数出国镀金归来的员工个人价值虽有所提升,薪资却仍然停留在原处,加上看到国内外的薪资差距,心理更不平衡,纷纷跳槽。
程终于彻底觉悟,痛下决心,花三年时间改革员工工资福利制度。他首先取消班车、住房等公司福利,代以交通补贴和住房公积金。过去福利分房导致公司经常要开会评定员工的社会工龄、惠普工龄、综合分等,将福利变为现金后,这些繁琐的会议也就自动取消了。
1992年底,劳动部取消了薪资封顶的政策后,程正式开始了员工的工资改革。由于当时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低、税率高,员工每增加10元工资,就有大约6元被征作个人所得税。提高工资的结果是公司增加了成本,而员工却没有享受到好处。一时间,程天纵被人写黑条,贴大字报。他至今仍清楚记得,1993年全国个人所得税收入中,不到400人的中国惠普的个人所得税竟占了千分之五。然而峰回路转,1994年国家规定三税合一,税率下降,惠普员工的收入一下子增加了好几倍,员工才拍手称快,佩服程天纵的远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