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软件学院院长)
这是一个令全球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垂涎欲滴的巨大蛋糕——软件和软件外包业。
据美国E5公司预测，2006年全球软件外包市场将达到1000亿美元，其中美国的软件外包市场就占据了65%，加上欧洲等国家的客户这一比例将上升至80%以上，以美国为首的英文软件外包将持续占据全球软件外包的绝大部分市场。
摩根士丹利公司的报告则表明，在2014年前将有200万个美国白领工作机会如程序人员、软件工程师与应用设计师等转移到其它低成本的地区。毫无疑问，软件或IT服务外包将成为未来十几年中全球IT行业的主要发展趋势。
然而，这个巨大的市场正被印度控制着。作为世界软件外包生产中心的印度，近四年的软件出口额都数倍于中国，占全球市场的20%，美国进口的62%。而相比之下，中国的软件产业显得如此之柔弱：中国盒装软件(Packaged Software)的销售额只占全球销售额的0.7%，软件服务产值则只占世界总量的0.2%。
近年来，尤其是2000年国务院18号文件颁发后，中国不遗余力地发展软件产业，并且也想学习印度走一条软件外包的道路。然而，印度模式适用于中国吗？在软件外包工作中，笔者对中国软件产业自身的竞争优劣势深有感触，来自先天秉赋和后天制度的种种不足严重地束缚和限制了中国在欧美软件外包市场的作为。
中国软件企业为什么长不大？
印度人在英语上的优势已是众所周知，中国人则相形见绌。国内软件公司很难派出技术、语言都过硬的程序员或项目经理到国外现场，常常受到客户的抱怨，甚至丢失了那些已经得来的得之不易的客户。
更重要的是，中印教育体制乃至文化心理造成的人才差异。在印度，教育部门较少受到行政官僚部门的制约和管理，“自由竞争性”的管理方式避免“一刀切式”带来的教育单一性，因此印度构造了一个较完备和多元化的教育体系，构造了一个合理的人力资源体系，并能够把高、中和低三层次的人员很好地结合。
如果我们细分印度的软件出口，可以发现大概20%是纯粹的软件，剩下的大多是服务，这个服务包括接电话掌握需求、数据录入以及维护等等，这是一个十分完整的体系。东软总裁刘积仁先生曾形象的把接听电话与卖房子做了一个类比：卖房子的他要知道房子所在位置，还要知道当地气候，接电话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工作也需要对从业者进行专门的英文和基本业务知识的培训。事实上，为了服务好美国得克萨斯州的客户，接线员需要学习得州的口音，还需要在上工前阅读当天美国和得州本地的重要新闻，以便在线服务客户时能够和客户友好聊天。
印度人在数学方面表现出极高的天赋，每年有340万理工科毕业生从大学、理工学校毕业涌向IT产业，大概有30万人成为严格意义上的工程师。而印度的软件经理大部分并非编码专家，许多甚至直接就是领域专家(工业设计、银行、保险、地理专家等)或者是MBA，但是却能够领导大群素质良好的程序员把工作做好。为什么？
国内一家著名的大型高科技企业招聘印度员工，给应聘者出了一份与国内差不多的试卷，有基础概念和编程题目。他们做的编程题目简直像是有统一答案，从程序结构、注释、变量命名到表达方式都极其类似！可以想见他们整体的文档水平如何。印度人能够把软件整体把握得很好，能够完成软件，并整理出相当好的设计文档。因此，印度的软件公司的编程人员流动率(包括内部项目之间的流动)即使高达12%左右，许多印度的程序员加入一个公司很长时间，都不知道自己整天编的代码是干什么用的，他们的产品仍然不依赖任何一个人，谁都可以立即辞职，产品的开发还会正常进行。
可以说，印度软件业“存在规则并尊重规则”！每个人都很清楚并严格遵守自己的职责、任务和约束，表现出社会化生产的团结、标准化和高效。或许这和印度的传统文化和现实情况有关。印度“仆人”是有名的，文化的底蕴和宗教信仰使得他们甘做一辈子的“仆人”而无怨言。
而且，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印度学生只有一个好出路——做软件。相比较而言，由于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我们的高中生毕业时选择更多，这会在客观上造成一种长期的对我国不利的宏观效应。例如，台湾30年以前，几乎所有的优秀学生都去学习“电机”(即电子工程)，成就了今天台湾的工程师在半导体和集成电路设计中的优势地位。
反观中国所谓科班出身的大学生们，总是期望一毕业就能成为项目经理、分析师、高级工程师，个人英雄主义、缺少团队精神满目皆是。一位业内人士统计了一下自己的公司，一个软件有4个以上版本，每个人都觉得别人做得差，公司新进人员总是先把前任的程序贬损一通，然后自己再开发出有更多问题的代码来代替。技术骨干拥兵自重，抗拒管理的故事层出不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