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25年至今，中国现在每年吸引的国际直接投资(FDI)已经跃居世界前列(仅2003年就吸引了530多亿美元)，并且继续保持着快速增长的势头。国际资本在带来我们明显可见的资本、工作机会、生产技术、管理模式和与世界其他国家同质的产品供应以外，在间接与更为广泛的层面上，还带来了推动中国本地产业变革的动力、本地企业经营管理提升的压力与标杆、考量吸引投资者在改善投资环境基础上的政策变迁、大众生活方式及生活观念之变化。正如基辛格先生在15年前说的那样，在国际资本登陆的时候，许多与资本来源地相联系的生活方式、思想方式和组织治理方式也不可避免地会登陆。由第一财经、中国经营报、中智、远景投资&零点调查四方共同发起并正在进行的衡量跨国企业在中国社会中的影响力评价项目，部分的目的就是为了以聚像的方式来显示和描述国际化资本在中国社会中的影响力。

　　中国高度开放的模式导致美国、欧洲、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港台地区资本对于中国社会的交互影响。不论中国社会中的人民原先成长中受到的文化烙印怎样，跨国公司作为一种组织媒体传递来了来自不同文化来源地的商业性文化影响甚至非商业性文化影响。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国际跨国企业的资本行动中，不仅其经营管理与商业理念传播模式对于中国本地人们的思想与行为模式有影响(商业目前是影响中国社会创新理念的重要来源之一)，而包括卡通、电影、电视、媒体、出版、游戏、主题公园等直接提供文化烙印功能的产品，正透过跨国公司进入到中国人民的日常生活之中，这些产品对于青年一代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塑形作用尤其重大。

　　欧美跨国企业更为中国社会所接受

　　在我们讨论影响力的时候，我们将它定义为行为主体用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对本地社会成员、社会关系及生活环境施加的刺激，尤其表现为促使变化的动力或压力。在考察跨国企业对中国社会影响力的时候，我们尤其要注意到作为一个在文化上注重内外有别的社会，中国对待跨国企业的社会影响存在着独特的形式——对外来国际资本的新奇、探寻、推崇与介入，有时这种推崇甚至超过了在政治或文化上对于资本原始来源地的负面感受，但与此同时人们存在着对竞争条件下本地资本竞争力弱化的担忧；对与外来跨国资本伴随而来的外来文化，人们既享受着因文化多元化带来的文化空间扩大而形成的自由感，同时也对传统文化的式微形成由衷的危机感；在对本地国际化资本抱有深深的期望的同时，对本地跨国经营企业的工作模式成功的信心度仍显不足。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外来跨国企业在中国社会寻求企业发展的过程中存在着透过本地化努力而削减中国人民对其异己感的必要；同时本地跨国资本必须显示其在融会境外成功的商业与社会营运经验方面的能力，从而表现出成为他国中的社会积极角色的可能性。

　　中国发展基金会与零点调查在2004年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欧美资本在融入中国社会方面得到其员工、管理层及中国公众更为明确的认同，相反中国港台地区资本、日韩资本相对而言则在其公共形象方面仍受公众垢病。这说明，实现规模化的资本发展不仅仅是一个商业问题，而且是一个更为广泛的社会公众接受度的问题。当企业所推销的理念被广泛接受的时候，则其产品的销售就获得了可以借助的有利态势，而这种广为接受必须使受众相信理念的提供者是善意、友好、创新和有能力的。相对而言，欧美资本得到的认同度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对其了解本地消费者需要、挖掘其潜在需求并整合其为有形的消费文化、重用有本地文化背景的管理者及尊重本地劳动者的公司管理政策的社会回报。相反，即使距离更近的邻近地区投资者，相比较之下，如果在缩短文化距离与加强理解上努力不足，也同样会导致较低的社会认同度。我们本国的企业甚至会在自然的“故乡偏见”中，不幸成为比远方的国际资本对周围公众的需要更为麻木而迟钝的角色。

　　即使在广受认同尊重的欧美资本中，有些知名品牌并未被中国公众认为很好地解决了融入本地社会的问题；相反，总体上融入度偏低的日韩资本中也不乏在社会认可度方面表现极为卓越的品牌。这启示我们，一个跨文化行动与跨国经营的企业不必简单地受制于其来源地文化与传统的制约，在跨文化经营中的经营者明智或者不明智的管理选择，可以使其创造迥异于其他同一来源地的跨国公司的表现，或者更好，或者更差。

　　中国的跨国企业拥有大多数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