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也正是因为跨国公司在中国取得规模优势，跨国公司开始向中国内陆纵深市场渗透，在更广地域内巩固其市场优势。2004年5月至9月间，剥离芯片业务的摩托罗拉为了重回中国手机市场老大的地位，不惜花去1000万美金，重新在10个东北及西北省市建立自己的销售分公司，并在97个中小城市派遣1000人直接控制销售渠道。摩托罗拉中国公司个人通信事业部总监任伟光告诉《商务周刊》：“虽然这从短时间内会增加销售成本，但对摩托罗拉手机长期渗透中国市场是有利的。”

　　不过，与IBM、惠普、摩托罗拉和戴尔等公司不同的是，北方电讯和AT&T公司并没有调整自己已有的网络渗透中国市场。北方电讯中国区销售总监贺庆军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解释说，北方电讯就是设备提供商，这个角色并不打算改变，在短时期内并不会做长远布局。“重要的是必须保障在中国单个项目的赢利。”他说。

　　重构决策层

　　2004年11月17日，微软中国公司负责软件项目的首席科学家胡瑞就外包项目召开电话会议。他告诉《商务周刊》：“这种会议沟通已经简化很多。”

　　自2004财年以来，微软公司全球组织架构调整，形成产品线和项目负责制，而中国区也摆脱了亚太区限制，成为全球5个直接向总部汇报的子公司之一。胡瑞明的沟通对象是总部业务负责人和负责客户关系的副总裁。

　　微软中国公司架构的调整可以追溯到发生在2003年11月的“人事地震”。从微软总部空降而来的9名产品与客户关系经理，直接分解了唐骏作为中国区总裁的权力。舆论将突然走入人们视野的人事变动归结于微软中国的公司政治——微软亚太区与中国区之间的权力冲突，或者唐骏对微软中国公司所做的种种错误决策。

　　现在将这场已经过去13个月的人事地震与微软中国的变化进行综合分析，如果不再单纯因唐骏在这场人事地震中失权也视其为受害者，那么这场变革的确反映出跨国公司在中国决策层重构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一个显然的事实是，现在陈永正执掌微软中国市场13个月后，并没有成为唐骏逝去权力的收复者，陈永正也不再延续杜家滨、高群耀、唐骏时代的角色。作为微软大中华区CEO，其权力进一步被分化和细化了。

　　2004年初，原先负责美洲区销售的微软公司副总裁凯文.乔森被提升为负责全球销售的集团副总裁后，又担任了微软中国顾问董事会联席主席，而微软中国顾问董事会主席则是微软高级副总裁蒙迪。微软中国顾问董事会是在微软中国公司成为5个直接向总部直接汇报的子公司后成立的，专为中国市场提供战略决策。陈永正作为微软中国顾问董事会成员之一及大中华区CEO，负责微软在中国各方面的业务和运作的总体协调。蒙迪通过与其他业务部门合作制定中国战略，并代表董事会监督中国市场的战略执行情况。在执行层面，由微软总部直接派遣产品及客户关系经理，就产品策略向全球上级汇报，并向顾问董事会负责。大中华区CEO与产品及客户关系经理是协调合作的关系。

　　在这种组织架构中，虽然陈永正仍无法回避微软中国业绩成长的压力，但是他更多精力会花在处理销售关系、客户关系、合作伙伴关系和政府关系等，陈永正笑言自己承担起“大使”的职责。

　　2004年，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组织架构，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一种本土化与国际化相交织的状态。跨国公司希望加强纵向管理职能，增强其全球的执行能力，而中国区总裁在战略执行时不再是决策者，而是向协调者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