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6月，新闻自由问题专家托马斯·萨斯曼律师在美国图书馆协会2001年年会(2001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上发表演讲，阐明为何好政府与人民的知情权是密不可分的，并谈论英特网怎样为处理、传播和利用政府信息提出了新的机遇与挑战。
今天上午我很高兴来这里，与大家分享我对人民知情权问题的热情。在“电子政府”时代，获取政府信息的问题，具有愈来愈重大的意义。
最近为政府杰出成就理事会(Council for Excellence in Government)进行的一次民意调查表明，公众期望电子政府能具备这四大好处：(1)使政府对其公民更负追究责任；(2)帮助政府机构更有力和有效地履行使命；(3)带来更便利的政府服务；(4)更方便民众获取政府信息。
今天我讲的重点是获取信息的问题。出于两方面的实际原因，我将着重阐述联邦政府层面的信息获取问题：首先是个人方面的原因。因为几乎从一开始，我就参与了—30多年来，我一直在首都探索政府信息问题。其次是更为实际的原因：美国政府是全世界最大的信息制造者。或许这是我由此谈起的最充分的理由。
首先，我想强调，为什么我认为，我们大家都应该关心，而且应该非常关心政府信息渠道。它超出传媒充当监督者的愿望，超出律师代表当事人的利益，超出图书馆员对查询者提供帮助的需要，也超出历史学家想更多了解政府运作的愿望。它涉及我们民主的核心。
民主与知情权
提倡人民知情权的头号和最重要的理由，就在我们经常援引的开国元勋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的话中：“想要当家作主的民众必须用知识的力量将自己武装起来。一个民选政府若无大众化的信息或无获此信息的途径，那就不过是一场闹剧或一场悲剧的序幕，亦或两者兼而有之的序幕。”
顺便提提，麦迪逊的朋友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也赞同这一点，尽管相比之下，人们不大经常援引杰斐逊的话：“如果一个国家期望在文明的状态下保持既愚昧又自由，那么这种指望从未也永远不会实现的。……如果我们要防止无知，又要保持自由，那么每个美国人的责任就是要博闻广识。”
爱好历史的人一定会记得英国功利主义哲学家杰锩住け旧?(Jeremy Bentham)和约翰·斯图尔特·米尔(John Stuart Mill)也认为开诚布公是防止虐政最为重要的手段。其他历史学家、哲学家和政治家根据民主这个概念，一致认同公众有为作出明智决定了解所需信息的权利。
两年前，经济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在牛津 大学(Oxford University)发表了题为《透明度在公众生活中的作用》(The Role of Transparency in Public Life)的演讲。他以这样的话开场：“在民主社会，有了解、被告知政府在做什么和为什么这样做的基本权利……隐密暗昧是有腐蚀性的：它与民主的价值准则背道而驰，且损害民主进程。隐密建立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互不信任的基础之上；同时，它又加深了这种互不信任。”
我赞同斯蒂格利茨的观点，提倡开诚布公的最有说服力的论点是“要有意义地参与民主进程就要求参与者知情”。我认为应该强调“有意义”一词。去年秋天，在国务院(State Department)的一项计划安排下，我访问了前苏联的土库曼斯坦共和国，介绍即将举行的美国总统选举。在那个国家，几乎每一件事情，尤其与政府有关的事情，公众应该知道或不应该知道实际上是一个人说了算。在我谈及“知情的选民”时，我遭到了一名土库曼官员的批驳。他问我，美国总统选举投票率不到一半，我怎么还能对美国的选举制度如此引以为荣。他说道，“嗨，在土库曼斯坦，我们的总统是在有90%以上的合格投票人参加的选举中当选执政的。”我本可以指出，这些选民的工作、住房、教育、医疗乃至供水，都得仰仗这位竞选执政的惟一候选人个人的决策。对这位候选人来说，投票率至关重要，原因是要与治理邻国的领导人的选举投票率相比，事关国家的荣誉。我并没有这样说。相反，我说我们的选民投票率低，是由两个互相矛盾的原因造成的：许多美国人呆在家里，是因为他们对什么是利害攸关一清二楚；还有许多美国人呆在家里，确是因为他们对什么是利害攸关一无所知。让我解释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