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王总来说，这段日子一直被希望和失望折磨着。5年前，王总所在的民营企业已经开始研发手机，但5年来信产部和原国家计委颁布的“5号文件”让所有梦想发展手机产业的企业被拒之门外。希望的到来是在两个月前，7月1日《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正式实施。该文件规定：“通信、电子投资项目的立项审批(移动通信产品除外)是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括号内的注释———“移动通信产品除外”的明确信号让一批企业欢欣鼓舞。

　　好景不常在。尽管国务院文件已经“暗示”手机牌照将成为历史名词，然而随后经过信产部“过滤”后透露的信息是“手机既不是行政审批项目，也不是非行政审批项目，目前还没有定性”。于是“取消手机牌照之事”变成了“取消手机牌照之争”。

　　信产部在这个变化中，成为众矢之的。今天信产部的尴尬，与手机牌照制度密不可分。

　　1999年以后国内就停止向外资企业发放手机牌照，截至目前国内共有36家企业拥有49张手机牌照(其中GSM手机牌照30张，CDM A手机牌照19张)。然而目前国内实际生产的手机厂商超过100家，许多厂商不得不高价收购或者与这些拥有牌照的企业合资取得生产销售手机的合法身份，更多的企业则向它们借牌或贴牌来生产手机。而在这些拥有牌照的企业中自己进行生产、推广和服务的只有十几家，甚至有的厂商连一条自己的生产线都没有。

　　上面的王总透露，他们每年的牌照转租费达到几千万。有业内人士测算，牌照拥有者一年的提留费可达到15亿至30亿。一年几十亿元！这笔账应该记在某些部门“权利寻租”的头上。

　　有消息披露，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是在原来电子工业部基础上组建的，信息产业部是由原电子部和原邮电部合并组建而成，电子工业部撤消后，信息产业部成立该集团并将原电子工业部旗下个企业统一划到此处管理。由此可见，该集团与信息产业部之密切关系。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目前共有四张手机牌照，一家是厦新电子，一家是中原电子集团，一家是合资企业飞利浦桑达通信，另一家就是中电通信。业界称该集团为“专业借牌人”。

　　寻租活动是一场“负和博弈”，一场就社会整体而言损失大于利得的竞赛，它不但造成寻租行为本身的资源非生产性消耗，而且通过引起经济扭曲而导致效率损失。这种效率损失被喻为是“看不见的脚”踩住了“看不见的手”。

　　中国的“权力寻租”现象伴随中国的经济体制转轨愈演愈烈。有经济学家曾精确计算，中国的租金总额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例在20%到40%之间。这意味着全国人民一年生产出来的物质财富中有三分之一都变成了寻租者和贪官的收入。即使在21世纪的今天，寻租行为的剧烈程度不亚于上世纪90年代，而且其行为的“隐蔽性”使得对之抑制造成一定的困难。

　　近来信产部为不取消手机牌照制度，又增添了“防止重复建设”的新注脚。这个理由确实很冠冕堂皇，但是如果仔细分析不难发现，这个理由不过是权利寻租的公然“异化”，“防止重复建设”只是个伪命题。

　　首先，100多家的手机生产厂家并不是在取消生产门槛后产生的；其次，正是对手机牌照的限制，手机行业还保持着200%甚至500%的暴利，正是在这种暴利的诱惑下，才有越来越多的厂商宁愿花几千万的“租子”也要做手机。如果说手机制造产业有重复建设问题，那么手机牌照制度才是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