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看起来，高通似乎正在“不遗余力”地在帮助联通进行CDMA的推广，然而知情人士却说，高通正在成为CDMA在中国推广的最大障碍。富有戏剧性的是，高通的前大中华区总裁雷鸣，就是这种观点的持有者之一。 

　　雷鸣细说老东家“三重剥削”

　　2003年12月，与高通对立的阵营GSM协会，在北京成立亚洲区董事会暨中国区代表处，人们惊奇地发现GSM协会中国区总裁正是雷鸣。

　　雷鸣和高通公司的关系可以说是非常长了，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看着高通长起来的”。他和高通的创始人，现在的董事长艾文·雅各布在10多年前就已经相识。那时老雅各布创办了一家公司(不是现在的高通公司)，因为业务往来就和当时在美国工作的雷鸣相识了。后来因为雷鸣在一个名叫“全球星”的公司担任重要的职务，高通公司是“全球星”的股东之一，和高通有了更多的接触。2000年，他进入高通公司并且开始主持高通中国区的工作，2001年成功地主持了CDMA技术在中国的引进，然而就在这一年，雷鸣离开了高通。之后雷鸣从中国消失直到现身GSM阵营。

　　一个曾经为高通和CDMA鞍前马后、竭力呼喊的骁将如今却转投对立的阵营，这不由得激起《IT时代周刊》记者对2年前雷鸣离任的真正原因的兴趣。

　　对于记者“您离开高通，媒体上有这样两种不同的评价，一种是‘没有很好地完成高通交与他的历史使命’；另一种是‘在CDMA落户中国之后，扮演了一个不可避免的牺牲的角色’。这两种说法，您认为那一种比较正确呢？”

　　雷鸣沉思了一下说，“我认为第二种比较接近实际，但其实总的说来，是因为我发现高通在中国的战略战术都有问题，别人都是先交朋友再做生意，高通呢，是不交朋友只想挣钱。”

　　最后使得雷鸣终于离开高通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事情过去这么长时间之后终于被揭开谜底，那是因为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时雷鸣与总部产生了分歧。雷鸣说，一些跨国的大公司，比如微软、摩托罗拉等都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这是一个对于双方来讲都互利互惠的事情，而高通恰恰在这个事情上拐不过弯来。雷鸣说，本来自己已经在中关村租好了两层楼作为研发中心，但高通在美国却不派人过来，“那我租好了地方有什么用呢？”至今说起来，雷鸣还显出惋惜和不满的复杂表情。

　　“在知识产权转让上，高通公司至少对手机开发商存在‘三重剥削’。”在赛特大厦的办公室里，雷鸣对《IT时代周刊》道出了CDMA手机为什么居高不下，平均价格一直高于GSM手机的玄机。

　　首先，手机生产商若想取得CDMA手机开发授权，必须缴纳知识产权转让授权费。

　　其次，生产CDMA手机时，需要购买高通公司的芯片。与GSM芯片价格相比，这部分费用高出后者30%左右。

　　此外，为了升级支持芯片的软件，CDMA手机生产商每一次都要支付几十万美元的授权费。

　　“一方面，因为高通的知识产权转让价格一直高居不下，影响了运营商CDMA用户的普及和推广；另一方面，高通公司在华不重视与运营商合作伙伴维持良好的合作关系，阻碍了CDMA业务向前推进的速度。”雷鸣说，正是这三副枷锁的桎梏，导致了CDMA手机在现有市场规模上的颓势。所以高通实际上已经成为CDMA在中国推广的最大障碍。

　　关于高通的知识产权转让价格是否过高的争论一直是一桩公案，GSM从来没有收过这部分费用，所以在这一点上高通一直为GSM阵营所诟病。GSM专利被6家以上的公司共同持有。

　　而高通则反唇相讥，认为GSM的技术转让费其实一直存在，只不过隐藏在芯片等关键零部件中——后来者没有能力自己制造这部分关键零部件，就必须向掌握它们的核心专利的拥有者来购买，也就自然为知识产权转让付费了。

　　至于GSM专利，因为被6家以上的公司共同持有，收益需要分配；另一方面因为芯片制造厂商的介入以及这些持有专利的制造企业在中国设立合资工厂等复杂的变量，使得GSM的知识转让费用成为一个难以理清的问题。

　　高通(中国)如法炮制“韩国故事”

　　要考虑高通是不是已经成为CDMA在中国推广的最大障碍，其实我们可以先看一看高通的“样板工程”——韩国CDMA。

　　“韩国CDMA”是高通最喜欢讲的故事。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韩国“救了”高通，但是高通更喜欢说的是高通“救了”韩国——韩国的CDMA在短短几年内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韩国企业不仅占据着国内绝大部分的CDMA系统市场，而且大踏步地进军海外市场，成为全球最重要的移动通信系统和终端机供应国之一。高通经常把韩国这个“样板”挂在嘴头——看，我们让韩国的制造商和运营商都赚了大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