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确定的是，每一次中国电信业的学术“大论战”，几乎都裹挟着重大变革而来。争论本无对错之分，都影响改革进程。同样可确定，这场3G论战还远远没有结束，论战也并不止“胡阚”之辩，一场行业大变革也许即将开始。

　　但点起论战火苗的，为什么恰恰是胡鞍钢？而最先起身放炮的，为何却是阚凯力？

　　正方：胡鞍钢 一个国情论者的3G情怀

　　有一批经济学家常出入中南海，他们被称为“决策圈经济学人”，其著作也被称为“中国经济改革的蓝本”。胡鞍钢就是其中一位。

　　这个清瘦的中年人嗓子沙哑，但1月19日抛出的一份《3G报告》却震荡人心。

　　自1986年参加中科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起，胡鞍钢就开始系统从事国情研究。对于这个3G报告，他认为“是一个关于中国如何从信息大国到信息强国的发展报告，形成的5个重要发展观点，相信会成为社会共识”。

　　权威消息称，这份3G报告曾被递上最高决策层案头，并引起关注。但究竟为什么最后诉诸报章，缘由还不得而知。

　　这一个引起轩然大波的3G报告，按照胡鞍钢的话说，“研究前后共花了一年半时间”。报告充斥着大量演算数据。

　　事实上，一个国情研究者不可能对国内电信业视而不见。据一位熟悉胡鞍钢的专家说，他对通信业的两个极端比较关注，一个是关于西部、农村的通信服务问题，一个就是3G了。

　　这位专家说，当年邮电部还请胡鞍钢做过“十五”规划的咨询。2000年，胡鞍钢关于网络经济的报告极力提倡信息与网络领域放开竞争。以原信产部长吴基传为会长的电信经济委员会成立后，还请胡鞍钢来参加过讨论。

　　这两年，电信行业垄断问题引起一些经济学家的关注。在比较了中国与印度截然不同的电信政策后，胡鞍钢评论说，这是一个典型的“国家被俘获”的案例。他认为政府拖延3G上马时间，是被利益集团所俘获。

　　2月2日，胡鞍钢打破沉默的反驳，实际上是对“3G报告”主要观点的强化。

　　他说，“国家被俘获”这个观点并不是捕风捉影，这是在经济转型国家中普遍存在的经济现象或政治经济现象。客观分析，3G市场迟迟不能开放，某种程度上就是“国家被俘获”，这不仅仅是一个部门被俘获，而是多个部门被俘获。

　　这一次“胡阚之争”，胡鞍钢正式的回应是：“不是技术争论，是政策之辩，(要)制度化和专业化地讨论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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